巴金在武康路113号写作

上汽集团总部

武康路湖南别墅

武康路西班牙风格别墅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甚至被不分青红皂白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直至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回到祖国，先在东北财政部和哈尔滨总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50年接受组织安排来到上海，担任虹口区组织部部长。她曾对一位老战友说：“不要因为我曾是‘第一夫人’而把我禁起来，希望能见一见老毛，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贺子珍到了上海后，毛泽东对陈毅说：“子珍在上海的生活从我的稿费中支出。”陈毅则说：“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初到上海时，陈毅把贺子珍安排在四川路。在这里贺子珍养起了猪，自己喂料、自己冲洗猪圈，一头大肥猪卖了200多元，使前来探望的彭德怀听了后大为惊喜。不久，贺子珍因受刺激多次生病，由于环境太吵杂，不利于静养，李敏通过汪东兴与上海联系，由当时已接任市委书记职务的柯庆施安排，移居到了武康路市委小招待所——湖南别墅。

　　对于湖南别墅，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东梅有过这样的描述：“武康路上的这幢房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隐蔽，从墙外无法窥见墙内的情况，这对于幽居在上海的外婆来说确实很保密；二是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栽满了花草树木，一棵白玉兰婷婷玉立，两栋楼房分别为外婆和工作人员居住。”

　　湖南别墅属于招待所性质，里面的厨师、服务员都是由建国路市委招待所派来的，因此，每天的伙食费到月底一起结账，贺子珍每天 5元生活费，从她工资中开支。

　　贺子珍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清早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打太极拳，吃过早饭就翻看报纸，吃过中饭午睡2小时，起床后就在园子里干活，不是浇水就是拔草，累得满头大汗。晚饭后，一般早早上床，搂着外孙女孔东梅讲故事。有时，李敏从北京回来，告诉她许多有关北京和毛泽东的事，她就听得特别仔细，有时还会刨根问底。每逢毛泽东托李敏有书信和礼物带回，她就特别开心，打开后门来到优雅清静的武康路散步，她们一边走一边聊，一直走到武康路与霞飞路交叉口的宋庆龄住处，然后又折回来。每次经过路边的小店，贺子珍总忘不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带点吃的回来。有一次，她问李敏武康路有多长？李敏答不上来，贺子珍就把自己掌握的数字报了出来，她还特别告诉李敏，没有人告诉她武康路的长度，是她自己用脚步量出来的，她每步50公分，十分精确。这些年她天天沿着院子兜圈子，除了数步子还是数步子，功夫就这么练成的。

　　1959年7月，贺子珍因哥哥的邀请来到江西南昌，正在出席庐山会议的毛泽东派人把贺子珍接到了山上。贺子珍一见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毛泽东微笑着为她泡了一杯茶、请她坐下。但她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了面，又不说话，将来恐怕见不着了。”终于，她冷静下来了，他们谈起了去苏联的事，谈起了李敏的婚事，谈起了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就是只字不提江青。临别时，贺子珍提醒毛泽东：“提防王明式的人物害你……”

　　也许，这次见面刺激太大了，贺子珍回到上海武康路后就得了一场大病。李敏把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叹息道：“她都是因为我。”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新闻传到了武康路贺子珍住所，这使得思念毛泽东心切的贺子珍突发奇想，要求搭乘红卫兵进京列车去天安门广场见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忙劝阻她说：组织上规定不能进京的纪律没有解除，要她服从纪律。满头花白的贺子珍不说话，坐在写字台前一支接一支抽烟，眼睛望着北方陷入了沉思……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了武康路，贺子珍边抽烟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反复自言自语道：“老毛不是一直好好的嘛，怎么会这样呢？”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等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一张照片：一位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于是，“贺子珍还活着” 的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雪花似的慰问信飞进贺子珍武康路的家。

　　1979年9月，中央把贺子珍接到了北京。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进北京。9月9日是毛泽东的忌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 她献给毛泽东花圈上的落款是“战友贺子珍”。当她离开时，留下了一个回眸，是那样的情意深长……

　　回到武康路不久，贺子珍开始生病。1984年病情恶化，于4月19日与世长辞，终年75岁。这位伟大的女性、历史的亲历者，用沉默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武康路2号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风情优雅的武康路，不仅为达官贵人、商贾富豪所钟爱，也令众多文人所向往，原因是这里闹中取静，不被外界所干扰，这在浮华喧嚣的上海滩是很找到第二个地方。文人写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独处、安静。也许不被外界所知，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就在武康路2号写成的。

　　文革前夕，上海市委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从基层调集了一批“无产阶级笔杆子”组成写作班子，由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和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负责，下设文学组、历史组、哲学组等。写作班子成立之初在离武康路几百米处的丁香花园，但秀才们更看中武康路，便向张春桥提出了要求。此时己掌握大权的张春桥仅用一个电话，写作班子就被安排到了武康路2号。此后，写作班子便以丁学雷、罗思鼎、康立、石仑、石一歌等八十多个笔名发表文章，其中笔名“康立”便是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

　　1965年初，姚文元加入到武康路2号的市委写作班子。不久，江青奉命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帮助下，由张春桥负责、姚文元执笔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了让姚文元安心写作，在张春桥的安排下，由徐景贤替姚文元在二楼专门安排了一个写作室。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张春桥的期望，在这里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又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当时许多人没料到，这篇不足万字的文章，竟然藏有万钧雷霆，甚至会改变一个时代的走向。

　　文革期间，武康路2号又成为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秘密办公处，也是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秘密活动据点之一。同时，武康路又变成关押走资派的“牛棚”，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曾被关押在117号的地下室，受尽折磨。最高的武康大楼则成为许多不堪忍受折磨的人跳楼自杀的地方，被称为“上海跳水池”。宋庆龄的表妹也从武康楼跳楼自杀，宋庆龄对此一直悲痛不已。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与《随想录》

　　我们在武康路巴金家门口拍摄共有2次，第一次是2005年5月，那时巴金还在住院，我们让主持人刘一凝站在巴家门口做现场报道。同行的有吉建虹、孙朋飞、陈晓东、胡志红等人，大家都为能在大文豪家门口做报道而十分激动。第二次便是今年4月底，清扫马路的大姐主动告诉我们：这里是巴金故居。我们问她：还有什么人住这里吗？她说：巴金的女儿、女婿还住着。说话间，只听见“吱呀”一声，巴金家一扇小侧门打开了，一位80多岁的老佣人出来，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了巴金女儿李小林的两封信。我们急忙迎上去做了自我介绍，还问他有否去过莫干山？她说，随巴金去过。我们试探地问，能否进去看看？她说，看一眼是可以的，屋子里头不能进。我们大喜过往，跨进门举起相机就拍。她忙过来制止，拍照不可以的！我们退回大门外对老人说，我们合个影吧。老人爽朗地答应，好呀。于是，我们把相机递给扫马路的大姐，为我们拍下了在巴金家门口的一张合影。

　　凭我们匆匆在里面拍照留下的印象，巴金家的一楼比较潮湿暗淡。回德清后查了资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这幢1955年经陈毅市长特批给巴金的别墅，曾是前苏联商务代表处，是独门独户的花园洋房，院里有两棵高大的广玉兰，当时巴金的夫人萧珊曾嫌光线太暗，而巴金偏爱院子的两棵广玉兰，于是就住了下来。一楼是会见客人和记者采访的地方，二楼是巴金的书房和卧室。巴金是当时唯一不拿薪金的作家，住这样一幢租金不菲的洋房，他不要国家任何补贴。

　　文革期间，巴金被打成“大文霸”、“反动权威”，武康路113被抄家，小客厅曾被红卫兵占据。他天天接受批斗，夫人则被罚扫武康路，往往扫得精疲力竭，不久含冤而死。

　　文革结束后，巴金的文学创作重新获得了新生，他在武康路家中开始写作被海内外文化界称之为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他深知自己写作时间已越来越少，因此，即便是患帕金森病后，仍坚持不懈。他的自省精神、忏悔意识代表了一代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罪过决不姑息的崇高境界。这期间，他还组织华东地区一批有实力的青年作家到莫干山参加文学讲习班，尽心尽责全力提携年轻一代。人们把他在莫干山住过的地方称为“巴金楼”。

　　1982年起，巴金相继获得各类国际荣誉称号，武康路的家经常有各国来宾到访。20O5年10月，在华山医院躺了5个春秋的巴金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历程。巴金离开了他与萧珊亲手营造的家，虽然这里有过痛苦和折磨，但这里更多的是宁静、温馨、关爱和幸福，巴金曾这样写道：“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姐姐练好琴上楼来了，亲热地叫了声‘妈妈’，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路过青年男女的快乐歌声……”这就是巴金笔下的武康路故居曾经有过的美好记忆。

武康路390号与第一辆国产桑塔纳轿车

　　自武康路南端往北走200多米，有一幢门牌为390号、且具有浓郁地中海风格的别墅特别显眼，它就是赫赫有名的上海汽车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这幢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洋房，平缓的四坡瓦顶，一层东、西、南三面均有敞廊，两边设弧形环抱台阶，设落地窗和阳台，它几乎集中了希腊、意大利、法国南部等地区的建筑精华，在整个上海市目前惟有武康路这一幢。除此之外，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曾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驻上海的领事馆，大批中国学子通过这里留学海外。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上海汽车厂总部。1958年12月，这里试制成功了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至1975年，已形成了年产5000辆上海牌轿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涤荡着武康路，390号内上海汽车公司集团的决策者们酝酿着一次巨大的突破：准备与德国大众合资生产轿车。但当时争论很大，尤其在武康路这个地方，在许多人心中，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历史实在难以忘怀，把德国人引进来搞合资，是否有外国殖民主义再现之嫌？因此，无人敢拍这个板。这年的11月9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案头，邓小平批道：“可以搞。不但轿车可以搞，载重车也可以搞。”于是，上汽集团与德国大众开始了长达5年的艰苦谈判最终获得成功，于1983年4月1日，第一辆合资上海桑塔纳轿车在武康路390号正式诞生。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次美丽蜕变，上汽集团成功走出了一条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滚动发展的道路，为中国轿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新的理念和成功模式。目前，上汽集团通过与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汽车公司全面合作之外，还与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组建了50多家合资企业，逐步形成了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共同发展的格局。除在上海快速发展外，在江西柳州、山东烟台、青岛、沈阳、仪征等地建起了一批生产基地，其中，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达到90％以上。2009年12月，上海大众第518万辆桑塔纳轿车下线。目前，上汽集团旗下拥有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汽仪征、上汽奇瑞、上汽通用五菱等五大乘用车生产基地，拥有100多个品牌。2009年，上汽集团位列世界500强企业第359名。深居于武康路390号内的上汽集团，早已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领跑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翘楚。

结 束 语

武康路是上海的，也是德清的

　　关于武康路与武康县、莫干山的历史渊源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专稿，暂时划上一个句号。说暂时，是因为对武康路与武康县及莫干山的研究才刚刚破了个题，相信随着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的成果会不断涌现。

　　寻访那些早已逝去的人与事，展示不为人知的、波涛汹涌、悲喜交织的百年武康路，使德清人民有机会了解“因武康县而得名”、“浓缩了上海百年近代史”的武康路的历史风采，这只是我们推出这篇专稿的目的之一。我们更希望留给读者的不仅仅是那些传奇故事和哀怨的叹息，而是抛砖引玉，也就是说，在如何突破接轨上海的瓶颈、找到接轨上海的抓手、搭建接轨上海的平台等方面，有关武康路的这篇专稿，能为接轨上海、融入上海而新打开的一扇门，这正是县委宣传部高度关注武康路的出发点。

　　长期以来，虽说我们在接轨上海曾有过“德清模式”、升华拜克、洛舍钢琴等成功范例，但总的来讲接轨上海的面不够宽、量不够大、具体抓手不够多，远不如接轨杭州，没有形成大气候。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地理上的距离，上海确实要比杭州远很多，这是事实。但是，在现代交通极为发达的德清，区区200公里又算得了什么呢？距离早已不是问题。那么，还有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更难跨越的呢？那只能是文化和心理上的距离。而武康路与德清的渊源与血脉关系，不正是我们融入上海、与上海再续亲缘、加深感情、同谋合作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吗？譬如：位于武康路390号的上海汽车集团旗下拥有100多个汽车品牌，他们把生产制造基地放到了远离上海的山东和江西，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武康路与德清及莫干山这一层特殊关系，上门争取这类大、好、高项目呢？如果大项目不行，那怕给一些零部件加工，凭上汽集团当下的规模，也会带动德清的机械制造业突飞猛进。又譬如：武康路395号是我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综合性药物研究所，而医药化工恰恰是我县重点加快发展的新兴产业，既缺项目又缺技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主动上门沟通呢？就凭武康路与德清的历史渊源关系，双方的距离一下子就会拉近。再譬如：我们为何不把武康路作为德清融入上海的一个平台，把德清已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公司总部都集聚到武康路，使它逐步形成气候，变成德清与上海信息、技术、经贸、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平台。

　　毋庸置疑，武康路是上海的，也是德清的，更是永远的。永远的武康路正微笑着向德清人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