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康路路标

　　编者按：在上海，有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其中有一条因其独具魅力而成为上海市政府向全世界重点推出的世博旅游景点之一，这条马路的名字，就叫武康路。这条被人们誉为“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路”，与我县（旧武康县）及莫干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县委宣传部通过查找史实、收集资料、实地走访等，逐渐理清了我县与上海武康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今年县委、县政府提出了“加快接轨上海步伐”的号召后，县委宣传部专门组织力量，组成专题调研组，对上海武康路与我县及莫干山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调查，形成了《从上海武康路到武康县》一文。本报特给予刊登，寄希望能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为我们创新接轨上海的思维、激活接轨上海的思路，提供充分想象和发挥的空间。

武康路街景

　　一座城市之所以能够神采飞扬、惊天动地、乃至永恒和伟大，构成其骨骼和血脉的则是那些街道、里弄和房子。如果把城市比作大湖，那些大街小巷犹如江河溪流，是最终汇成大湖的源头。因此说，一座城市就是一部历史，一条马路也是一部历史。

武康路开创者美国传教士福开森

美国传教士与武康路

　　在上海市数千条马路中，武康路显得非同寻常。这条位于徐汇区北部，北接华山路，南与淮海中路相交的新月形走向的马路，始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据《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记载：“该路原名福开森路，以美国人福开森姓氏命名。1943年改现名武康路，以浙江省旧县名命名。”那么，这条马路与福开森又有怎样的缘由呢？这位从美国来的传教士为什么要修这条路呢？

　　原来，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督办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正苦于找不到谙熟现代大学管理的人才，巧遇福开森在上海逗留，遂聘其为“监院”(相当于现在的教务总长)。福开森上任后，为方便师生出行，用自己的薪水修建了这条马路，开始并无确实名称，后因法租界在扩大地盘中，与上海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发生冲突，又与英、美、俄等国产生了矛盾。福开森从中调定，最终令各方满意获得解决。为答谢福开森，当地民众把这条马路冠名福开森路。 当时，福开森聘请的教授都住在市区，自从修建了这条马路后教师上班、上学就方便多了，因此，很受师生称赞。武康路起先是一条土路，两边尽是水稻和菜园及农舍，河道池塘密布，散落着许多坟丘。1914年，福开森路正式被划入法租界，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明梯尼按照当时西方最现代的城市建设理念，实施了武康路沿线的整体规划，并以武康路为中心，将这一规划逐步向周边推进。

政要闻人与商贾富豪云居的“名人路”

　　武康路全长1183米，宽12米至16米。但这条1000多米长的马路的北端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花园，路的南首是国母宋庆龄的故居。沿途两边是上海最有名的西方洋人和达官名人、商贾富豪的高级住宅区，如40弄的67、99号是洋人大班住宅；390号是意大利总领事官邸，大批的有志报国青年通过这个窗口留学国外，解放以后则是全球500强企业上海汽车集团所在地，从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辆桑塔纳轿车；393号则是民国革命先驱黄兴的故居，孙中山曾多借宿这里商议革命；而位于武康路与湖南路口的湖南别墅先为周佛海私宅，解放后陈毅、邓小平在这里暂住过，贺子珍则在此隐居了20多年；荣获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高锟曾就读于武康路世界学校；113号则是一代文学巨匠巴金的故居，巴金在这里完成了被海内外文学界、思想界称之为“一部说真话的大书”的《随想录》。

　　上海于1843年开埠，但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下，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西方列强借助《天津条约》和《黄埔条约》，在上海大肆扩张势力范围，其中法国政府进行了3次法租界扩张。 1914年，武康路所在的西区正式被划入法租界，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法国新租界。由于受来自法兰西科技、资金、文化的强力推动，很快形成了以武康路为标志的法兰西社区。住在这里的都是西方派驻沪上的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成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经过3个月的浴血抗战，上海最终被日军攻陷，以武康路为中心的法租界进入了为期4年之久的“孤岛期”，此时，在整个欧洲到处遭受德国法西斯铁蹄奴役之苦的大背景下，沪上洋人开始放下了身段。与国内沦陷区战乱不止、日寇烧杀抢掠暴行肆虐相比，租界内由于能够得到庇护，相对比较安定，来自各地的商贾富豪携巨款涌进这里躲避战乱。由于游资的日愈增多，市面得到了畸形繁荣，人口膨胀，一些富商又开始了建设投资，在武康路周边修建了大批新式里弄，武康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汪伪政府改路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日本交恶，侵华日军占领上海法租界，武康路陷落。1943年，法国宣布放弃以武康路为中心的法租界，汪伪政府乘机宣布“接受”法租界，并将武康路所在法租界改称为上海市特别第八区。汪伪政府的“接受”不被国、共两党及国际社会所认可，也不为国内民众所接收。汪精卫因此非常懊恼，却又无计可施，躲在武康路湖南别墅生闷气。一天，周佛海、胡兰成及汪伪上海市市长等人提出了应对之策，建议汪精卫把“接受”的租界200多条以外国人命名的马路，全部改成以中国各省、市及部分县级行政区域名称命名，这样做有几大个好处：一是显示了汪伪政府的独立、尊严和民族气节，可以摆脱汉奸骂名。二是借助全国人民反殖民地激愤之力，通过改换马路名称，赢得民心，造成“接受”的既成事实，以堵住重庆方面的嘴。三是这些马路换上各省、市地名后，这些马路的名字将会永远存在，名垂青史。汪精卫听罢喜上眉梢，立即吩咐上海市长照办。

　　整个马路更名工作立即进行，办事人员找来当时的全国行政区划图，给租界内的各条马路换上新名。方案形成后由市长亲自送往暂住武康路周佛海别墅的汪精卫审定。汪只对福开森路等几条重要马路给予关注，他凭自己多次途经武康上莫干山留下的美好印象，对周佛海说，武康莫干山在山区，福开森路在大都市，但环境和氛围极为相象，不仅洋人喜欢那里，上海滩的政要富商都喜欢往那里跑，福开森路就以武康命名吧。武康路从此就在上海滩叫响了。67年过去了，这些马路名称沿用至今未被更改，即便是横扫一切的文革时期，全国不少城市的街道都被换成与革命有关的称谓，这里不曾有过任何变动。不管当初汪伪政权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当年做了多少卖国求荣的事，就这件事而言并没有做错。

莫干山、武康路、外滩“三点成一线”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当时人口和物产远不如德清县的武康县会榜上有名，德清反而没有呢？这与武康县的地理优势和在沪上知名度有很大关系。几乎就在福开森沪上修筑武康路的同时，沪上租界内的洋人纷纷来到了当时的武康县，一眼看中了清凉世界莫干山，他们把它当成了异国他乡的阿尔卑斯山，成群结队来到莫干山休闲纳凉、置地建房，到二十世纪初叶，上海租界内的洋人己在莫干山建造别墅近120幢，成为上海租界之外的一个度假区。

　　那么，西方洋人为什么如此钟爱莫干山呢？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的高级别墅建造在莫干山呢？这要从西方人的工作、生活习惯说起。对于西方人来讲，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根本不存在8小时之外加班、节假日工作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人获得休息，是人生下来就享有的最基本权利之一，不可剥夺。其次，西方人的生活理念就是崇尚自然，人必需经常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才能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而莫干山无疑是一个超级天然“氧吧”。再次，莫干山离上海近，交通方便。

　　从功能配置看，外滩区域无疑是沪上最繁华地段，这里几乎集中了西方国家驻沪办事机构、银行及商贸总部，这个地方是他们8小时之内既紧张又繁忙的工作区。而离外滩不到20里的武康路租界，则清静优雅，是他们劳累了一天后的生活休息区。由于文化背景大同小异，不仅仅法国，其他如英国、美国、俄国、西班牙等西方洋人都喜欢在这个区域居住。至于200多公里之外的莫干山，则是西方洋人继外滩工作区、武康路生活区之后不可缺少的度假休闲区，它是外国人最爱的如狩猎、爬山、探险等户外运动的天然场所。由于那时还没有空调设备，莫干山是炎炎夏日最理想的避暑胜地，因此，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沪上洋人来莫干山休闲度假变成了一种常态、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外滩、武康路、莫干山“三点”能够形成一条线，是少不了组织者和推动者的。集传教士、教育家、文物鉴赏家、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和报人等于一身的福开森，是最早组织发起沪上洋人开发莫干山的领头人之一，他与第一个发现莫干山、同样是美国传教士的佛里甲一起，通过自己创办的《新闻报》向沪上洋人和西方世界介绍莫干山，甚至还免费刊登推介莫干山的广告，沪上的西方洋人正是通过《新闻报》等媒体，加深了对莫干山的了解和喜爱。同样，福开森作为西方对建筑艺术颇有研究的学者，曾对莫干山的整体建筑的西化和个体文化特色提出过非同一般的见解。作为热爱中国文化且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颇有研究的鉴赏家、收藏家，福开森在莫干山游历时，偶尔听说了有关莫邪干将铸剑的传说，他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武康铜管山冶铜遗址的考察后得出结论：古代在莫干山一带冶铜铸剑确有其事，只是一时找不到实物。八十年代，“越王勾践剑”出土，印证了福开森百年前的预测。

　　福开森爱中国、爱莫干山、爱武康，也爱中国的儒家文化，他穿梭于上海武康路与莫干山及南京之间，为了加深对莫干山周边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他曾多次走进武康云岫寺、高峰禅寺、杭州灵隐寺等地拜访大师，并在莫干山写就了论文《宋代儒学的复兴》，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代表性成果之一，他因此获得波士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了莫干山主权，成立了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由武康县县长兼任。福开森与洋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莫干山，他坚信自己还会回来，但这一别竟成了永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蛰居北平的福开森妻子病逝，给他的打击很大。1943年，通过日美交换侨民，福开森由美国接俘船接送回国，但可惜他旅居中国57年积累的书籍、收藏品和文字记述均未能带出。我们可以断定，在福开森几十箱的文字记述中，一定会有许许多多关于武康路、武康县、莫干山的生动记录，然而，让人心疼的是这些珍贵的文字资料全被日寇烧毁，永远不能复得。受此沉重打击，两年后他在美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