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为什么会失败？笔者发现其内在原因，与清乾隆年间德清东门城桥的“谣传”有几分神似。
这是哪儿跟哪儿，它们扯得上关系吗？
有关系，都有“恐惧”之因。
乾隆盛世的1768年，德清东门城桥需要重修。此时，传出一个谣言：修桥的石匠有一种特异功能，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可以给打桩的锤子注入更多“精神动力”，让打桩更加有力。这种特异功能就被称为“叫魂”。那些被写名字的人非病即死。这一荒诞无稽的谣言竟然惊动天子朝野，搅乱大半个中国。
那时候，如有德清人跑到杭州，就有可能被痛打一顿，因为不明真相的民众误认为德清人会“叫魂”，叫到谁，谁倒霉。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上上下下皆陷入恐慌之中，也就是从那时起，清朝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
诺基亚从智能手机金字塔塔尖跌落下来，常常用三个原因来解释：第一，诺基亚的技术不如苹果；第二，它在巅峰时沾沾自喜；第三，当时的领导者没有预见到iPhone的破坏性。果真如此吗？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战略学教授Quy Huy、芬兰阿尔托大学战略管理学助理教授Timo Vuori的研究得出结论：组织“畏惧”才是“杀死”诺基亚的元凶。
教授们对诺基亚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发现，诺基亚一些董事会成员和高管“极端地喜怒无常”，高管们常常“以最大的肺活量”朝人们大吼大叫，如惊弓之鸟的中层常常不敢说出真相，因为担心被炒鱿鱼或贬谪。在这样的环境下，要告诉高管不想听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中层经理变得沉默寡言，或者只报喜不报忧，只提供过滤掉的信息，最高管理者为此常常被蒙蔽。因为他们害怕外部环境的变化，害怕坏消息的担当。
诺基亚本身具有阶等明显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恐惧心理更容易弥漫。如果他们敢于汇报不好的消息，或者表现出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敢或雄心以承担有挑战的任务，很可能会被“打入冷宫”。诺基亚的中层经理们不断报告乐观的信号，还过度承诺，结果都非常惨淡。
乾隆年间的德清东门城桥只是重修了而已，对于身在地方的基层官员而言，弄清所谓的“谣传”也不是一件难事，事实上也处理了造谣惑众者。但地方官员也产生了恐惧。地方官员的恐惧与普通民众不同，而是担心如何向上面的官员汇报，怎样才能不被骂。而上面官员的恐惧则是摸不清事实的真相。随着自上而下、定调定性的高压政策，上至各省巡抚，下至县府官吏都放弃了信息处理、判断理解的独立性，带着“完成任务”的有色眼镜去寻找阴谋和谋反者。
企业在草创初期往往不存在信息沟通的障碍，不仅人数少而且都是“哥们兄弟”，几乎不存在信息传递困难。但当企业做大后，做到越来越像诺基亚那样的“范”儿时，总裁就是总裁，中层就是中层，员工就是员工，等级越来越明显，高管有高管的压力，中层有中层的重担，员工有员工的困难，这时候，恐惧感会在每一层级滋生，每一个人都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或脾气越来越暴躁，或待人越来越乖巧，人人都想保全自己，于是“欺上瞒下”的文化有了滋生的沃土。我们说，适度的恐惧对于激励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不加区别地应用“威慑力”会像过度服用某种药一样，会适得其反。这非常值得管理者深思。
“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诺基亚这句盛传已久的悲壮式告别语，还有多少人不知为什么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