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莫干山异国风情线成了休闲观光热线，沿途一个叫康城的地名逐渐被人知晓。不少人，尤其是外地人，很自然地把康城误以为是武康县城。这一现象引起记者关注。 为什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要称其为城？那里会不会是武康故城？

　　史书上的武康城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本汉乌程余不乡之地，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于东南三余之间’，故吴大帝改会稽之余暨为永兴，而分余不乡置永安县，属吴兴。晋平吴，改为武康。”说明武康立县始于汉末，始名永安，改名武康于晋。

　　县名从哪里来。明嘉靖《武康县志》载：永安县“以县有永安山”。武康县名则据南宋《余英志》载：“晋平吴，以平阳郡有永安县，故改也。改武康者，以县有武康山(即今铜官山)得名也。”这就是说，永安县和武康县都是从山名而来。

　　关于武康县治的位置。唐《隋书》：“武康，平陈废，仁寿二年复。”明嘉靖《武康县志》载：“县城，在余英溪北。隋仁寿二年(602年)，中使苏伦徙于溪南。唐广德元年(763年)袁晁乱，毁于兵。二年(764年)，左卫兵曹参军庆澄，舆瓦砾，伐榛莽，重建于溪北。铜岘山之水三面环绕，浚为濠堑。有四门。宋绍兴中尚存，今废。”此余英溪南北是现在的哪里，历来有争议，但记者发现，道光《武康县志》卷七，明训导郭冕《土地祠记》载：“武于隋唐称钜邑，自析东圉隶武源而壤始褊，然县治则齐梁旧址也。”查阅史志，明之后武康县治未曾改变。因此，以上的记载就是指今余英溪的南北，即现在的千秋桥南北。

　　那么齐梁旧址前的县治在哪里？嘉靖《武康县志》在永安县条目中有：“以县有永安山，即今银山。”注意，它只说县名由永安山而来，没说县治在永安山处。明万历《湖州府志》则改为：“县在今治五里银山。银山原名永安，故名。”到了清代，道光《武康县志》永安山：“在县西五里，一名银山。高七十丈，周四里。吴置永安县在此。”由此可见，史书的记载逐渐在演变，被认为在永安山处。

　　然而，史书对永安城是怎样形成的？怎样一座城？什么时候迁至今治？为什么迁移？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涉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还有，如果永安县在永安山下，后来因何更名为武康县，史书上只有“以县有武康山得名也”，武康县群山连绵，为何独选武康山命名？其中必有原由。

　　武康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城，然而，它的起源及变迁仍是个谜。因此，探索这座古老的城市究竟来自哪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康城有严康

　　近年引人注目的康城，位于莫干山镇劳岭村境内，它是从武康方向前往武康山(即铜官山)的门户。从康城西南过何村可至筏头，北至劳岭、庾村。康城与何村紧邻，实际上，他们是连成一片的山区盆地，是同一地方。

　　走进康城，群山环绕，溪水潺潺，农舍沿路而筑。据当地村民说，过去这里曾经有不少大宅院，太平天国时被毁。记者看到，目前还有残损的青砖石库门建筑。溪流沿山而过，近旁有一座庙，简陋无名，内供奉一位武将神像，神龛上方有“大丈夫”匾额，香客说，这是关帝庙。记者有些疑惑，关帝庙为何无名，一般关帝庙中的匾额为“忠义千秋”，其他的则离不开“忠”和“义”，这里却是“大丈夫”。

　　查阅《莫干山志》有这样的记载：“劳岭之东为康城，南为寨山，中有祠，其神兜鍪披甲，执戈而坐，曰严康，相传康屯兵处。”清《前溪逸志》也有相似的记载。勇武之人也即“大丈夫”，这应该就是严康祠，而非关帝庙。

　　严康何许人？正史中找不到此人，逸志中却很多，说他长得“奇丑而力，爪牙为兵革，胀为铁刀，镞莫之刺也，唯喉三寸肉耳”等等，并总是与汉代人物联系在一起。真实的历史人物成了传说往往会被夸张、神化。但是有传说故事，且有纪念祠，说明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人物。或许年代太久远，又不是历史名人，没有被正史记载，也可能已佚。

　　记者还了解到，康城与何村交界地有一处将军府地名，当地不乏严姓，何村水坞里自然村有一个组几十户人家都姓严，这应了严康“邑人”之说，康城与严康应该有关联。而更让记者关注的是，记载中有“相传康屯兵处”，汉代康城为何要屯兵？

　　吴王采铜与铜官山

　　何村紧邻康城，武康山就坐落在何村境内。武康山又名铜官山，道光《武康县志》有“汉吴王濞采铜于此”的记载。吴王濞就是西汉吴王刘濞(前216~前154)，汉高祖刘邦之侄。公元前195年，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二城。刘濞招募天下亡命之徒偷采铜矿铸钱，七国之乱后，兵败被杀。

　　吴王刘濞采铜铸钱是不是如道光《武康县志》记载：“汉吴王濞采铜于此”，即武康的铜官山，这是有争议的。

　　《史记·吴王濞列传》：“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豫章郡在哪里？汉豫章郡辖境大致同今江西省。而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吴王刘濞封域中只有鄣郡，没有豫章郡。因此古人考证，豫章为鄣郡之误。鄣郡，秦置，辖地是现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苏西南部及江西东北小部分。武康属于鄣郡。

　　那么鄣郡的铜山又在哪里？有说安徽铜陵，江苏句容等等，其中安徽铜陵铜官山的说法最有影响力。但是，一些学者作了这样的分析：刘濞铸钱地鄣郡，其郡守府署所在地故鄣，即今安吉地铺镇的古城村，武康毗邻故鄣，而且有“铜官山”，应该是《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的铜山。

　　史书上关于吴王濞在武康铜官山采铜的记叙非常多，北宋《太平寰宇記》：“《輿地志》云：山下有两坎，深数丈，方圆百丈，古采铜处。”清韦人凤游铜官山作诗：“汉代宗藩重，开山竞铸钱。金沙遥映日，铜井暗流泉。鸟宿吴宫树，猿声萧柱烟。空杯亡国恨，天外一钟传。”而且，古人曾在铜官山发现汉代制币钱范，现在铜官山上仍有古铜井遗址，1958年及之后国家也在那里开采过铜铁矿。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吴王刘濞是“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这是属于私下采矿。而铜陵的铜官山在春秋战国时就设“铜官”，至汉武帝继又设“铜官镇”。这证明，铜陵的铜矿一直是国有的，吴王刘濞毕竟是一个封王，不会明目张胆地在那里采铜铸私钱。而在武康的铜官山开矿炼铜铸钱可以掩人耳目。因此道光《武康县志》的记载是有依据的。最起码，武康的铜官山是汉吴王濞采铜的矿区之一，这是没有疑问的。

　　铜官山下人聚成市

　　古人开山采铜全凭人力，据记载，铜陵开矿时有：“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唐代诗人李白在《秋浦歌》中这描写了汉唐时期铜陵炼铜的场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武康铜官山开矿炼铜规模可能比不了铜陵，但一定也劳工云集，呈现相当热闹的场景。据铜官山所处的何村村民讲述，古代此地有万人之众。

　　开矿的人需要吃穿住，商人就会进入，居住的人口会越聚越多。而铜官山下的何村和康城是一处盆地，面积约有1.5平方公里。这里土地平旷，溪水丰盈，且群山环抱，成天然屏障。有地、有水、有山，适合人们生活其中。刘濞经营吴国有40多年，铜官山下人聚成市。

　　铜矿是要地，需要军队把守。当年刘濞招募的是天下亡命之徒，则需要强悍的人来领军。严康，“奇丑而力”，说明他是勇武之人，适合做铜矿的守卫将领和管理者。

　　可以推断，当年，铜官山是矿工的生产区，何村和康城是生产生活区，而康城东面是进入盆地的门户，也是屯兵之地，城市的雏形已渐渐形成。

　　“城市”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城”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为商业的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最早的“城市”就是因集聚人群，有了商品交换而形成的。铜官山至迟在吴王刘濞统治(前195年)开始开采铜矿，继而铜官山下人聚成市。公元前154年之后，虽然刘濞兵败被杀，但铜矿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还会继续开采，到武康立县，其延续时间有400年左右，那时的何村和康城之地应该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了。翻开武康历史，在那一时期，除此之外，武康附近查不到其他有城市概念的地方。

　　寻找故城踪迹

　　前面已经谈到，从明嘉靖到清道光对武康故址永安城的记载逐渐演变，含糊不清。而且，除了清康熙吴康侯的《永安山记》和古时曾在永安山下发现汉砖外，史书上查不到与之相关的其他史料。而吴康侯写的是游记，古砖比比皆是。但是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总会留下痕迹，永安城虽然远逝，或许还能找到痕迹。

　　记者一直关注此事，多次去永安山及周边的后市自然村等作实地查访。当地老人只知道原来此地很荒野，太平天国后才陆续有人来此开山种地。此地古墓很多，不曾发现有其他古迹，连民间传说都没有。对于这里曾是永安县城之说，则更加茫然。时间过去这么久，口传记忆不能说明问题。1999年武康建城防工程正好穿过该地，挖掘范围很大，且是人工开挖的，记者经常去那里采访，没有看到和听到发现古遗址的事。现在那里已成高尔夫球场，面目全非。

　　而铜官山下的情况则不同。何村、康城一带，因为没有过多的基本建设，面貌变化不大。近年来，记者带着问题，无数次去那里，抽丝剥茧，实地调查与史料相互印证，确有发现。

　　何村，山上有古铜井，山下有炼铜滩。居民集聚地曾有一座铜官庙，规模较大，文革被毁。此庙就是《太平寰宇記》记载的铜监赵氏的庙。庙之西还有一座下铜山寺，40多年前拆庙修水库，在该地发现两件汉代铜双鱼洗，现存县博物馆。这些说明，何村与铜官山和铜矿紧密相连。

　　何村曾有大量古民居、还有古戏台，更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村里至今还有汪家弄口、王家弄口、一步弄等，一个山村怎会有“弄”的叫法，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还有，村民在开垦土地时，常挖掘到房基、石帮岸，而且是成片成片的。为予以证实，记者请当地人带路前往察看。在何村中心村的后背，有大面积的缓坡地，遍植竹子，其特别之处是，地面呈一垅一垅的，纵横交错，排水沟贯穿其间。今年88岁的王桂荣告诉记者，他小时候这里就是这样，不过那时是树林，有的树需几个人才能合抱。老辈人传言，古时侯这里都是房子，突出的“垅”就是墙脚，砖石还在。

　　记者沿着竹林间的小道往纵深走，这种现象不断出现，面积非常大，中间除了有几个隆起的土丘外，都是缓坡地。退而远望，这一地块，北是高大的鸟青山，南是铜官山，西是分水岭，东是康城，地望极佳，这里或许是永安古城的中心遗址。

　　康城是武康方向进入盆地的门户，其东端，北有乌龙山，南有寨山，形成天然关隘，扼守此地，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寨山的“寨”，古时指驻兵的营地，证明该处确是驻军把守之地。

　　在何村和康城一带，汉代墓葬较为集中，几年前，在寨山北坡考古发掘中，出土大量汉墓，呈一字排列，单个体量较大，部分有排水沟，营建考究，被认为是汉代营建的公共墓地。

　　还有一个信息也很重要，从五四村到康城途经一个叫“外安”的自然村。位置正处康城的外围，它会不会是永安城的孑遗名称呢？

　　疑问终有答案

　　武康故城到底是在永安山下，还是在武康山下，通过以上的解析，可以归纳这样几个问题作答。

　　一些史料为何有武康故城在永安山处的记载？除了前面谈到史料误传外，还可能是误解。永安山正好与县名相同，后人想当然认为县治在永安山处。还有一种可能，史书上有关永安县治在永安山下的记载始于明，那时县治早已搬迁至现在的余英溪千秋桥畔，由于史料的缺失，古人只知道永安城的方位在永安山处，而从千秋桥望永安山，其方向与武康山下的何村、康城一致，只是距离的远近。所以记载的县治在永安山下，仅是后人的“遥指”，它的真正位置在越过永安山的武康山下。

　　武康县治是什么时候迁移的？有人分析，根据明嘉靖《武康县志》：“县城，在余英溪北。隋仁寿二年，中使苏伦徙于溪南……”认为，隋仁寿二年前县治还在永安山处，之后迁千秋桥了。这是误解。嘉靖县志记载的是“徙于溪南”，如果是从永安山处迁移，则应“至东五里”。实际上记载中的徒南徒北是指县衙的移位，不是县治的搬迁，迁治还涉及居民的迁移。如果武康故治离新治仅五里，前后都在余英溪畔，地望相同，为何要劳民伤财迁移呢。况且，前面已经提到，据明训导郭冕《土地祠记》记载，齐梁时县治已在千秋桥处了。因此武康县治起码在齐梁时已迁至千秋桥处。

　　如果永安城在永安山下，因何后来要以10里以外的武康山改名？永安山旁有很多山，改名何必舍近求远，若论名气，当是莫干山，其在春秋时就有影响。其实，永安城本来就在武康山下的何村、康城处，改名时就以此山命名了。而武康山名从何而来？“武康”二字从字面上难以解释，然而如果从铜矿守卫将军严康来分析就不难理解，它很可能是为纪念武将军严康而命名“武康”的。

　　综上所述，武康城的历史当沿着这样的历史脉络发展：武康城起源于西汉刘濞在铜官山开采铜矿，矿山附近的何村、康城一带人口聚集，逐渐形成商贸繁荣之地。到了东汉末年，武康所属的吴国势力愈强，设立永安县，何村、康城处自然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后是三国、两晋，连年战乱。太康元年，吴亡，西晋统一中国，敕改县名，就以附近的武康山命名。南北朝的齐梁时战乱不断，梁太清年间，发生侯景之乱，武康累及，加之铜官山铜矿资源枯竭，有了迁城的必要。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县治出康城，沿外安、五四至余英溪的古道，迁移到了人口、商贸、交通相对发达的千秋桥处，延续至现代。本文中有一些问题，在史志中找不到直接答案，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有必要去探寻，历史是在不断探索中追本溯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