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丽莎·帕尔多（Theresa A. Pardo），国际数字政府学会主席。

　　国际数字政府学会主席特丽莎·帕尔多一直致力于通过技术来推动、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她表示，推动“开放政府”的过程艰难而复杂，开放政府实行的一大阻力，是透明度不足。

　　新京报：在你看来，技术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帕尔多：技术对公共服务而言，是一个推进器，将有助于公共服务的创新、凝聚、接入、参与、启发、联合、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等方面。一个政府能通过科技创造多少公共价值，取决于其在认识技术作用的基础上，理解并安排自身行动，不是专注于技术本身，而是将技术置于政策服务、项目目标框架下，以求创造公共价值。

　　新京报：你跟许多国家的政府伙伴有过合作，能否谈谈对世界各国政府电子化进程的总体看法?

　　帕尔多：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电子化的发展进程遇到阻碍或遭到破坏。毫无疑问，我们将继续看到新的倡议，它们有时能以非常集中和特别的方式产生巨大价值。为激发政府电子化变革的潜力，我们需要制定全面议程、并得到各国领导层支持，由社会领域倡导，以政策优先、公共价值的创建来管理，通过合格的劳动力执行。但须记住，可持续的连贯性战略，目前来看是缺失的。

　　新京报：你曾做过“推动开放政府——实现公共信息库”为题的演讲，“开放政府”的目标是否容易实现?

　　帕尔多：推动“开放政府”的过程艰难而复杂，首要阻力就是透明度不足。

　　新京报：实现它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资金、技术还是意愿?

　　帕尔多：推动“开放政府”最大的障碍是，创造透明度所需要的工作得不到政治支持，由此，指导计划、执行和评估往往被忽视，投入不足。为达到提高透明度的目的而所做的各种假设，在执行过程中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开端代价高昂，这本是应用80/20规则的理想之处，将80%的时间用于创造性的思考和策划，将20%的时间来执行这些创造性想法。

　　而现实却是，花在创造上的时间太少，而花了太多时间在对环境缺乏了解的新地方，试图执行旧的想法，这就导致失败。失败往往造成投资缩减，更重要的是对信念的冲击。

　　新京报：你的机构与美国政府有很多合作，能否举一个数字化和开放型政府的例子?

　　帕尔多：在我们实践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太空技术任务部。

　　新京报：还有其他案例吗?

　　帕尔多：另一个是纽约市311项目服务地图。(311是纽约市的公共服务热线，2003年，纽约市正式开通了311热线，这是一个高度集中、高效率、有广泛用途的非紧急性公众服务热线，纽约市民只要拨打一个热线电话就可找到相应处理部门。)

　　新京报：对公民而言，开放的政府有什么意义和好处?

　　帕尔多：“开放政府”对任何一个公民或团体的意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公民产生的好处或公共价值也不同。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数字化发展?

　　帕尔多：中国政府的数字化发展正越来越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新京报记者 颜颖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