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柏小学1966届甲班的老同学，你们还好吗

记者　虞高岚　文　姚海翔　图

　　临近小学毕业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他们没有毕业证，也没有集体照，被迫离开校园；而今，他们历经沧桑迈入花甲之年，但心里仍藏着一直未能说出口的问候——
　　“班长，我们打算开同学会。你一定要来啊！”电话里热情的声音，让周祖良有些恍惚。读小学时自己当过班长，只是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学了。
　　“这段时间要去茭白地里掰茭白，可能没空。”虽然嘴里这么说，但6月14日这一天周祖良还是去了，因为他也想见一见48年前的那些老同学们。

48年后的首次相聚
　　周祖良是土生土长的上柏人，这辈子没有离开过上柏村。家里种了20多亩茭白，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6月14日接近10点，他放下了茭白地里的活儿，收拾一下出门了。
　　周祖良来到同学会举办的地方，上柏的一处农家乐，发现不少同学都已经入座。他们是上柏小学1966届甲班的同学，这次同学会是毕业48年以来的首次相聚。
　　同学们年纪相仿，但有的满头黑发，有的已是白发苍苍。“一半人我还能叫出名字呢。”周祖良一边说一边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时间倒回到48年前，也就是1966年。甲班是六年级，小学毕业班。一个闷热的午后，他们参加完毕业考试没多久，就被学校告知停课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们没有拿到毕业证，也没有集体照，被迫离开了校园，有的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拿起过课本。“可怜巴巴地读了六年书。”有人说道。

与时代同呼吸的一代
　　面对命运，他们大多选择了被迫接受。
　　柯其丽是这次同学会的组织者之一。6月14日对她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1970年这一天，正好是我响应国家号召下放的日子。”
　　“我下放的地方是上柏联丰大队，跟班长一个生产队。下放之后没多久就是双抢，抢收、抢种，忙得昏天黑地。那时我才17岁，我家三代经商，没有做田庄的。下放之后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受再教育，像是养蚕、种田、割稻、挑猪粪这些我都干过。1976年冬天，我上调到上柏供销社，之后再到德清国营照相馆工作。大部分下放的同学都到了1978年才上调。”
　　相比之下，活动的发起者范晓燕境遇似乎要好一些。由于父母工作调动，她小学毕业后辗转莫干、新市等地断断续续上过“五七干校”。下乡后经贫下中农推荐、组织审核，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读了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县农业局工作，之后一做便是30多年直至退休。
　　“我们接受的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教育。我们是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联的一代，与国家同呼吸、共患难。下乡、转制、下岗、晚婚、晚育等等我们都经历了。”柯其丽与范晓燕印着“50后”的底色。提到如今的生活，她们都说感到很幸福很知足。

最难忘的是童年
　　“如今我们都已经60出头的年纪了。与老同学见一面少一面。”在同一个工会跳舞时，范晓燕碰上了柯其丽，范一提议便得到了柯的支持。柯其丽又找来了热情的何玉娣。之后的联系工作便由何玉娣挑起了大梁。
　　“找人费了不少时间。好在大多都在上柏、武康，问来问去都取得了联系。就是有几个在农村生活的同学，不会操作电脑也不会收发短信。我跟柯其丽两个人就从武康骑着电瓶车去村里打听。”
　　全班49名同学，来了42名。6个已经逝世，还有1个出了国。
　　同学会上，一件件童年的趣事被翻了出来。“那时学校养猪，杀猪时一个班有两名学生代表可以吃上猪肉。我们班就数班长和学习委员成绩好，他们去吃猪肉时，可把我给馋的。”“有一次，老师带着建初、菊仙和我三个人一起去新市表演舞蹈《小小放牛郎》。结果半路上老师把我落下了，带着他俩走了！你们说，老师是不是看他俩两小无猜才把我落下的？”
　　上柏小学1966届甲班的同学们不时地哄堂大笑，就像回到了童年，仿佛生活未曾在他们身上落下烙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