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资中筠　祖籍湖南，1930年出生于上海。她的母亲童益君为德清县新市镇人。
　　资中筠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法文。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著有《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资中筠集》、《资中筠自选集》等。

　　“这是童本亮，那是我，这是我五岁以前的照片。”
　　“这是小姨。小姨晚年和母亲住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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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资中筠携家人专程来到新市镇。在童润夫纪念馆，她看着满墙的照片出了神，好像那过往的记忆正随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不断重现眼前。
　　那段记忆里，有她的父母，她的家庭。

　　新市，一个人文底蕴深厚的水乡古镇。远有南宋著名爱国丞相和文学家吴潜，清朝大画家、对日本画派有重大影响的沈铨；近有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钟兆林、早期北京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赵紫宸、我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先驱童润夫等等。
　　新市镇所处的杭嘉湖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是历朝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国开始与外洋接触中得风气之先。资中筠的母亲原名童寿慈，字益君，与童润夫为兄妹，他们就是在那样一种氛围中长大。
　　资中筠说，童家虽不是世代簪缨，也算得书香之家，外祖父母都比较开明。所以，女孩子自幼能同男孩子一起在家馆中读书。外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此时正值女学兴起，外祖母力排众议把为女儿嫁妆准备的积蓄都用于供她们上新学堂，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之举。因此母亲和两位姨母都得以受到新式教育。

　　童家的老宅位于西庙弄，白墙黑瓦、不施粉黛，在弄堂深处静静地矗立着。
　　夏新民今年60岁，在童家老宅从出生到成长住了40年光景。“我爷爷当过童家的伙计，童家搬去上海之后，这处住所就由我们一家代为看管。那时，人很念旧，每年会回来几次。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就不怎么回来了。”
　　从夏新民的描述中，我们似乎还能勾勒出童家与新市老宅的种种藕断丝连。
　　“环境相当好，闹中取静。离街很近，离水路也很近。童家有个私用河埠，下了船不用淋雨就可以直接到家。房子很长，从前厅到后厅共有五个进深。虽然后来他们去了上海，但包括大小姐、二小姐他们（指童恩慈、童寿慈、童贵慈）的房间都一直留着，被子啊、家具啊还是原封不动地摆放着。”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切终究抵不过世事变迁。夏新民一家搬出来之后，童家老宅无人看管，日渐破败。前面的几间屋子在一个冬天倒塌，如今只剩下后面的几间。完整的老宅模样是再也见不到了。

　　而以上的一切，资中筠都没有亲历过。“听妈妈说起过外婆家在新市镇西庙弄。”来新市外婆家看看，资中筠十年前才得以成行。这次，是她第二次来新市。
　　第一站是童润夫纪念馆，一座位于西河口的古居风格的木楼，2013年正式揭牌开馆。里面挂满了由童润夫家庭成员提供的照片。资中筠一张张仔细地看过去、辨认过去，遇上熟悉的人便会拉上家人解说一番。
　　“这些照片很珍贵。我家的的照片全部没有了，我母亲在文革的时候怕抄家都付之一炬了。”说到这里，资中筠没有继续说下去，沉默了起来。
　　之后资中筠去勇兴村看了农家养蚕，那时蚕已经落地，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成茧了。“我们进来不用消毒吗？”资中筠以知识分子的严谨态度问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继而询问用什么消毒，养蚕收益如何等。
　　资中筠为何会对蚕事感兴趣？原来她的母亲念的是江苏省立女子蚕桑专科学校，之后所从事的工作一部分在丝业改良领域，例如试验新法养蚕的制种场；另一部分是办学育人，最后的职业是镇江女子职业学校蚕桑科主任。“解放后，学习‘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号召干部下乡，她曾私下对我说她早就这样做了。因为在推广新法养蚕时必须经常下乡，挨家挨户向农民讲解、宣传，江南多雨，在大雨滂沱中一脚泥、一脚水，淋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而且她还善于同农民打交道，要说服他们采用科学方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践证明，到了季节不发生蚕瘟，确实产生了丰收的效果，她就成为当地农村最欢迎的人了，邻村也来请她，这是最大的满足。”
　　关于母亲的记忆，资中筠在《残缺的追忆》一文中还提到过：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春眠不觉晓……”，这是我最早听会的一首唐诗，而且至今用湖州话背诵。事实上，早期她教我读的诗文，留在记忆中的都是湖州调的。那期间她还教我读过26个英文字母和那首中外小孩子都会唱的字母歌。但是我后来正式在学校学英语后发现她教我的英语发音也是湖州口音，被老师从头纠正了一遍。

　　两次新市之行的背后是资中筠一个难解的心结。
　　“我对我的父亲母亲是比较愧疚的，三反五反到文革，我跟我家里的关系就是一种消极的疏远，非常冷漠。”资中筠在凤凰卫视《我的父亲母亲》节目中这样说过。
　　资中筠的父亲是资耀华，在金融领域很有见解。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对他是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也是资中筠与家庭关系的转折点。
　　“直到1979年新时期的到来之前的近30年中，我的‘出身’在本单位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包袱从未放下过。这个包袱的轻重随政治气候而变。同在北京，我回家探望的疏密度也因之而异。这期间，我又有几年在国外工作，更是离多聚少。即使见面也不可能‘谈心’，很难有什么天伦之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变了，直接影响我家的是可以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们逐步地恢复了每个周末在父母家的相聚。但是这时，我又根据自己的志愿调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心只想把失去的年光追回来，在时间上永远觉得不够用，用在老人身上十分吝啬。”
　　从1976年四人帮倒台到1996年去世，资耀华在新时期正好生活了20年。他对改革开放衷心拥护，对新时期充满了希望，也包括自己的家庭。有一次回到家中，他对资中筠的母亲说，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
　　如今，资中筠已是85岁高龄。这次江南水乡之行，收获了些许片段。不过，关于父母的生平，关于家庭的起伏，这些片段只能称作是“残缺的追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