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窗梦语》中记载了明朝御史张瀚一个故事。其初任御史参见都台王廷相时，王给他讲述了桩见闻：昨日乘轿进城遇雨，有个穿新鞋的轿夫初时还择地而行，后一不小心踩进水中，便“不复顾惜”了。王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听后“退而佩服公言，终身不敢忘。”后官至吏部尚书，建树颇多，与此语的警示多有关系。这既是为官之道，也是为人之道，告诫世人万物之发端必于“一”，故必须理性对待“一”。然而静心思索，其实彻底弄脏鞋的并非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第三次那“不复顾惜”后的行为，这使人不得不去思考“一”和“二”的距离。

　　巴甫洛夫说“原谅自己，就是堕落的开始”。如果说“一”是质的飞跃，是突破性的改变，则“二”才是真正的量质突破，是毁灭性的行为。窃以为“慎一”固然重要，但“防二”更不可忽视。

　　首先从人性角度分析。“共产党人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因此他首先是个人，有七情六欲，也具备人之劣根性或者说弱性。可以说，在有没有贪欲方面，大凡人都差不多，但能不能克制贪欲，把人分成不同类别了。就像武林高手具有死穴一样，每个人都自己的软肋。特别是面对越来越大的诱惑时，确实是对心灵的一次次拷问，也使“第一次”因人性的脆弱、好奇、欲望等多重因素而防不可防。一旦防线突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是悬崖勒马，尽在自己的选择。

　　其次从心理角度分析。不少官员出事后，都忏悔“第一次时的矛盾、恐惧与侥幸”，确实在贪污收贿或违法乱纪时，肯定是第一次的精神折磨最多，内心挣扎也最激烈，毕竟很多人走到现有的岗位都不容易，也知道“东窗事发”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此时实际是两个“自我”在较量，最终谁占上风将决定人生的取向。如果自制力足够，即使有了第一次也是亡羊补牢犹可救。所以有些时候不是因为第一次而彻底毁灭，实是第二次的行为才具真正的颠覆性，其时在心理上感觉已没有“回头路”，只能拿“下不为例”一次次地开脱、原谅自己。

　　再是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分析。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老百姓办事历来靠的是以亲朋好友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有事找熟人，事成应送礼”，这甚至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办事的一种思维定势，可算得上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学”。也使人们对腐败现象持双重态度——一方面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身上的腐败却熟视无睹，甚至沾沾有喜。而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官员除了在政府公务领域中的角色，还扮演着其他众多的社会角色。因此，与其说“制度性腐败”是深层次原因，不如说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给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面对公与私、人情与理智等矛盾冲突，很多时候是种艰难抉择。希伯莱语有一句名言：“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善意。”这种善意其实就是诱惑，包括人情掩饰下的诱惑与堕落，而“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故“守一”防线得时刻紧绷，稍不留神就可能失守阵地。

　　有人把贪污腐败的发展变化过程归纳为四部曲：第一步：趟在河边不湿脚；第二步，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第三步，既然湿了鞋，那就洗洗脚；第四步既然洗了脚，干脆洗洗澡。要真正防腐拒变，就不能迈出第一步，更不能踏出第二步、第三步。

　　从一到二的距离很短，短得一眨眼可以结束一切；从一到二的距离很长，长得可以是一生的代价，请务必丈量好“一”和“二”的距离。

　　生命只是个过程，该懂得取其所必需、所当有、所该有；而舍其不能有、不当有、不必有。如果真到了“不复顾惜”，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