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赵萝蕤教授

　　我写过有关陈梦家先生的两篇短文，一篇谈先生的《铁马集》，一篇回忆我与先生往来经过的《一年间》。事先事后，我都不曾向赵先生报告过，还是香港的亲友给她寄来剪报，她才看到。赵先生专为此事给我写信致谢。这使我很感动，以为这正是前辈们为人的风范。

　　我第一次见到赵先生是在1956年的夏天。那次由萧乾先生带我去北大拜访几位作家，请他们为人民日报副刊写稿。中午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请我们在教授小食堂吃午饭，赵先生作陪。那时的燕园人不多，周围的环境分外幽静。

　　赵先生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呆了4年，于1948年12月31日回上海。那时北京已经变成孤城，连飞机都不通航了。不少人正千方百计地逃出了围城，而赵先生却想尽办法，搭乘一架没有座位的军用小飞机，降落在天坛公园的一块空地上。她是名副其实地在紧要关头，投向了人民的怀抱。

　　赵先生的父亲赵紫宸先生是燕京大学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我介绍过他的诗集《琉璃声》和散文集《系狱记》，后者是他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的狱中纪实。赵萝蕤先生告诉我她父亲还有两本著作拥有不少读者，一是《耶稣传》，一是《圣保罗传》，不知近年有否再版。她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自幼习英文，并由父亲教她读古典诗词。她在燕大读的是中文系，后又转入西语系。因此，她的中外文学修养都有坚实的基础。燕大毕业后，她又进清华大学作研究生，1937年就翻译出版了艾略特的诗集《荒原》，至今仍是流行的权威译本。晚年更倾全力翻译了诗人惠特曼的经典作品《草叶集》。她一生的成就当然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但，她也写了不少诗和散文，可惜由于战争和“文革”的关系，很多剪报都已散失，再也找不回来了。现在只留下前几年北大出版社为她印行的一本《我的读书生活》，主要还是外国文学论文。当时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多收几篇散文，赵先生回答，下一本就该是散文了。我不知道她生前是否已编好了一本散文新集。

　　赵萝蕤先生的散文数量可能不算太多，她是属于那种吝用笔墨的人。翻译风格主张直译，写作文风淡雅朴实，没有多余的废话。但充满了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的分析、观察。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她为文的真诚。颇具代表的一篇是《我记忆中的温德老师》——她对老师的尊敬感情全包含在这坦直的叙述中了。另有一篇《杨刚二三事》也很动人。作者与杨刚在燕大是同班同学，生活道路却有差异。一个是风暴中的女战士，一个是温室里的闺秀。作者诚恳地写出在校期间的这种差异。杨刚是我敬畏的老领导，她确有这样直爽强烈的性格；赵萝蕤是我尊敬的前辈，她果真如此善良温和。赵先生无疑地在赞美杨刚的人性，我从她的直白中也看到她的真诚。她们的率真都是一种美，充满高尚的情操。做人和作文，如果离开了真诚还有什么意义呢！

战乱中不失浪漫

　　1937年的夏天，25岁的赵萝蕤就成功翻译出版了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代表诗作《荒原》，成为把《荒原》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年8月，赵萝蕤与丈夫陈梦家偕母、弟南下避难家乡——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她的《浙江故里行》一文详细记述了这次避难经历。她这次退归故里的感觉，像一个失败的英雄，内心充满了悲慨的情绪。当时的新市，还没有战争的硝烟，生活相对平静。这里是水乡，物价低廉，物产丰盛，他们吃新鲜的鱼虾、菱角、芋艿，尝豆腐衣、烘青豆、扁笋汤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乡下避乱实在无事，她除了督促弟弟读书，自然逛遍了这个有“小上海”之称的江南古镇，甚至坐船到周边的菱湖、善琏、塘栖、德清市镇，以至这些地名“像那个久已离别的曾亲近过的罗袜绣襦一样”让人亲近，芳泽尚余。每天傍晚，他们在市梢石板桥头纳凉，看黄橙的月亮从桑树头上出来，看远远一条矮矮的山缘渐渐地暗去，但月色留下了一片灵智的光明。新市小镇的生活琐细，成了赵萝蕤情感的寄托。在新市，她和家人一住三个月。但到10月底，隐隐的炮声爆炸声渐渐地逼近新市，他们只得关上窗门，离开故乡。

　　那年11月，陈梦家到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文学院任教，赵萝蕤也随丈夫上了南岳衡山。因为居所边有几棵棤树，赵萝蕤把他们在南岳的三间茅屋称作棤庐。棤庐的清静生活充溢了湘人美好的人情。屋主旷老先生照顾周到，待客殷勤，旷太太贤惠斯文，女仆旷嫂子直爽勤快，而四周环境幽雅，山树葱葱，泉水潺潺。在这逃难的时候，赵萝蕤竟然实现了童年时关于茅屋的梦想，感到一种非同小可的幸福。棤庐虽然只住了三个月，但让赵萝蕤恋恋不舍。当临时联大要搬迁昆明时，赵萝蕤夫妇和旷氏一家相互宴请，馈赠礼物。后来在昆明，虽然棤树已非，她还是给周旁长着尤伽俐树的居所取名为棤庐。

　　1938年3月，他们随联大文学院转辗香港、越南，到达昆明。西南联大继承了清华的一个传统，夫妇不同校；陈梦家在职任教，赵萝蕤就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课。所以，赵萝蕤只在当地的学校任教英文课，有时兼钢琴家教。当然，她操持家务，责无旁贷，磨炼多了，厨艺也长进不少，洗衣抹地，淘米烧菜，应对自如。但她终究是一个读书人，在灶头烧火的时候，腿上总喜欢放上一本英文小说。钱穆先生回忆当时情形说:“其(梦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家务间隙，她还经常写作投稿，书写自己对生活和现实的思考，许多文章发表于抗战时期《大公报》、《生活导报》上。她也想从繁琐的厨房中解放出来，写了《厨房怨》的文章，陈梦家只有伸手服劳洗碗，以释夫人心头之怨。

　　在昆明，虽搬了几次家，但赵萝蕤都乐于与当地人交朋友。在龙泉镇，她与德高望重又办事忠厚的张发留就成了好朋友，一家人都去参加张家孙子的婚宴，吃上三天的喜酒。赵萝蕤侍弄了一片菜园，张发留就自告奋勇地当菜园的总顾问，教她如何栽种、和粪施肥、搭豆棚瓜架。于是，那些黄瓜、刀豆、辣椒、玉米、番茄，渐渐地自细而壮，自疏而繁，自瘦而肥，一片片的葱绿呈现在赵萝蕤的面前，她又把它们一样一样地陈列到饭桌上。在艰难的岁月里，这种自给自足，给她带来的是何等的愉悦和满足。

　　抗战生活，赵萝蕤夫妇免不了要到处奔忙，免不了要跑警报逃命，但她把艰难繁琐的生活梳理得有条不紊，不无浪漫的气息。她当时写的文字还时时闪烁一位女性对生活和现实的思考。她说:“生活像疥疮，越抓越痒。”(《怪的记载》)这让人想到张爱玲一句异曲同工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又说:“我永远便是个乐观者。我觉得一切悲伤事结果都是最大的喜事，一切泪珠恨海在世界的喜剧场中都是些美丽的点缀，珍贵的纪念，活泼的教训，经验的演进。”(《一个乐观者》)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生活哲理。

　　她也并不回避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她的《现实的憧憬》和《七凸坡》两文都是讲1944年5月发生在云南七凸坡的哄抢钞票事件。当时，火车脱轨，堕下山崖，起火燃烧，许多乘客被压车底。但这车又运载着中国银行的钞票，于是天幸没有受伤的人们你抢我夺，把火烧完全忘记，对无数的呼喊救命也置若罔闻……在七凸坡山崖下，焚去了九节列车，也焚去了千多个不该死的灵魂。在国家有难的抗战时期，这是多么的沉痛。

　　1944年秋，由哈佛大学费正清先生推荐，陈梦家得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的机会。赵萝蕤也随丈夫飞越喜马拉雅山，过印度，坐远洋轮，到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去攻读文学博士了，暂时告别战乱的祖国。

　　现在，赵萝蕤教授的这些抗战时期的作品都收集到《读书生活散札》一书出版。读这些六七十年前的温婉文字，让人如同回到那段烽火岁月，看到一颗美丽的心灵展现面前，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保持乐观的精神，善待生活，关怀社会。这颗心灵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生活睿智和浪漫情怀。

她用生命译著

      赵萝蕤译《荒原》自1937年面世，即对我国新诗的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不少现代派诗人起而效仿，邢光祖先生在《西洋文学》杂志上撰文评介认为：“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中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所谓三十年代出现的“荒原冲击波”（《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亦与赵译《荒原》不无关系。

      赵萝蕤那一代人，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动，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理念自是更加深刻。赵先生半生坎坷，必思有所得，年过古稀之后，不顾衰病之躯，大量阅读能找得到的有关“我生来就是个民主派”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著作，以及惠特曼本人的著作。惠特曼那种置身于船夫、马车夫、机械工、渔夫、农家子、领航员、挖蛤蜊的人、杂工等流汗并散发着汗臭的普通人之间，并同这些人有许多相通的感触的平民意识，以及他宣扬个性自由和发展，由完美的个人相互紧密团结组成民主国家的思想，为赵先生所赞赏。所以历经十二寒暑，译出《草叶集》并撰写多篇关于惠特曼及《草叶集》的评析文章。从中我们约略可以探知赵先生的所思所想所感所叹。

　　赵译《草叶集》上下两册，共收入360首诗。对这360首诗，赵萝蕤先生只评介其中的十几首，称《我自己的歌》是惠特曼诗中最有代表性、最卓越的一首，“也是百余年来在西方出版的最伟大的长诗之一”。

　　赵萝蕤先生认为《我自己的歌》始终占据着《草叶集》的中心位置，是“最有代表性、最卓越的一首长诗”。她赞赏惠特曼强烈的民主要求、提倡个性的自由和发展、歌颂与物质并行不悖的精神力量、反对蓄奴制、主张自由贸易以打破壁垒促进各民族团结等等始终不渝的信念。赵萝蕤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评析《我自己的歌》，认为惠特曼的民主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离心的，独立的，与众不同的，自由发展的“个性”；一方面则是向心的，归属于集体的，人人平等的，紧密团结的“全体”。由许多个性发达的个人，团结得像兄弟像同志，才能构成一个民主国家。

　　可以想见，赵萝蕤这位历经磨难的才女在研读惠特曼的诗文时，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她渴望友爱待人，渴望人人平等，而且不仅是物质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精神与灵魂的互相慰藉。

　　赵先生认为惠特曼主张个性自由与紧密的全体的主要思想基础是“人的同一性”。她曾著文说惠特曼“一贯鲜明地宣传人民当家的制度，她写道：‘唉，世界上任何政治组织中一切重大的好东西都是动乱和破坏的结果……一个安静满足的民族迟早要变成奴隶……但有了崇高的民族精神——即使伴随着不正常和过火的行为——人民就永远不会受奴役了；这个国家所遇到的噪杂和骚乱的场面——甚至一切动荡和斗争——都是看着令人高兴的。它们表达了人民是在行动，这是一个青年巨人在获得成熟的力量时受到的锻炼……’”（《我的读书生涯》）虽然如此，赵先生还是希望不要过分激进，要谨慎。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对《来自不停摆动着的摇篮那里》这首爱情和死亡的颂歌只有三言两语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