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莫干山有一个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深远的会议——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议的学名叫“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对于公众而言,当时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会议,甚至于今天,许多人仍感陌生。
对于德清人,回忆1984年,不会想到莫干山上开过一个什么会,却更容易想起一个名字“步鑫生”。“步鑫生”, 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因为在他的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进行全面改革,当1983年其事迹成为全国典型, “步鑫生神话”便轰动全国,更是轰动近邻德清。但随之而来,争论也是不小。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改革年代。莫干山会议正与这样一个改革大背景有关。
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仅仅是一处避暑胜地吗?对于中国改革来说,不是。”
“从国家来说,莫干山会议后价格改革就启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么从商品经济开始起步的。”
——这是2008年9月新 京 报刊出一篇题为《为解价格连环套莫干山上吵通宵》文章中的两段话。
中国改革时期的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很少。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
1984年,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也已经拉开序幕, 改革的好处开始充分体现,而其困难和弊病还没有被人们感受。
当年,用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的方式,从全国各地选拔了124名中青年经济学者上莫干山开会,探讨中国改革的方向,集他们的思想精华来针对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参考。
会议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成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收集整理 吴志豪)
从10余年前起,陆续有人打听莫干山会议
5月24日的莫干山刚刚落过一场雨,前几天的热浪和干燥气息被一扫而尽,山上的气温降至十几度,游客不多,于是更加幽静。在329号别墅的一个露台上,莫干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建林,指点着向我们介绍, 1984年9月初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部分中青年经济学者就住在这幢楼里,常常在这里边乘凉边争论。
莫干山会议的会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9月1日至10日;一种是9月3日至10日。莫干山管理局工作人员认为,这两种说法应该都准确,因为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当年的交通条件远不如今天,而且讨论小组有7个,会议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会议报到日预留一点“弹性”是很正常的。
329号别墅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风貌。上世纪初砌成的马赛克地板历经百年沧桑依然色彩斑斓, 27年前中青年经济学者思想激荡撞出火花的场景似乎更是近在眼前。刘建林说,这里距荫山饭店很近,步行用不了几分钟,住在这里的人用餐点和开会点都在荫山饭店。而当时的会议安排,除了荫山饭店,就近的还有黄庙、大教堂(也有人称作大会堂)。会议场地不够时,也将办公室腾作会议室,或者临时将餐厅翻作会议场所,甚至别墅的会客室也会改成会议室。因为大教堂的场地比较大,所以当时人数较多的会议一般安排在大教堂。
荫山饭店地处莫干山风景区游览线路的交汇点,目前上山旅游的游客一抬头就能发现荫山饭店围起了防护网。刘建林介绍说,经上级批准,近月来荫山饭店趁着旅游旺季到来之前正进行维护装修,他们也在利用这次维护的机会,收集当年的资料,争取将更多的历史痕迹“印”入到荫山饭店的布局之中,在修缮的同时,尽可能“留”住当年的场景。
“大约从2000年前后起,莫干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接待过不少来访者,打听莫干山会议的情况。”刘建林说,他们有的旧地重游,有的寻根究底,尤其是2008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寻访者更多。黄庙、大教堂都是他们兴味盎然的场所。(本文采写 吴志豪 宣宏)
在她眼里,那是极普通的会议
1984年9月,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在荫山饭店热烈争论时,莫干山管理局职工陈素珍正在荫山饭店做点心。她是那时荫山饭店的点心师,是“最接近”莫干山会议的成员之一。但对于那个会议的记忆,陈素珍说,她很难回想起来,因为在她眼里,9月初的会议极普通,跟一般会议没什么两样。反而是其它一些会议,因为有一些特殊原因印象更深,如有的是来了较多的外国人,有的是来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而恰恰是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尽管今天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而在当年却是默默无闻。
那年,陈素珍刚跨入不惑之年。由于年龄渐增,精力自然不如以前,因此,陈素珍对那段时间“很忙”、“很辛苦” 的记忆尤其深刻。据她回忆,那时早上4点多钟她就起床赶到饭店厨房做点心,晚上常常干到9点以后,因为与会者晚上还要开会,饿了又要吃,因此,她必须做好参加会议者的夜点心。有几天要10点多将近11点才能歇息。陈素珍说,那时的条件不能跟现在比,很难买到点心或副食,都是计划的,不像现在想吃什么随便买,也不像现在有速冻馒头,可以随时备着应急,当时全是现做的。
陈素珍说,那时,她一天要做掉50斤重一包的面粉,甚至三整包,那时候吃饭的人饭量很大。餐费标准都是统一的,15元一桌,20元一桌极少,平摊到一个人也只有块把钱。
令陈素珍想不到的是,就是从身边的那个会议后,中国的“计划”价格开始向“市场”价格渐渐迈进了。(本文采写 吴志豪 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