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秋。一个晴朗的下午。

　　德清洛舍小镇。

　　青年记者张白怀，在一个叫冯缵圭的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镇长朱春谷的家门口。张白怀和冯缵圭俩是在去洛舍的船上相识的，一看，大家好象都是文化人，交谈起来，原来冯缵圭在张白怀编辑的《民族日报》副刊“实生活”上发表过诗歌。朱家在镇上开了一家叫“朱万兴”的面店，冯缵圭就在柜台前喊镇长。镇长没有出来，只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柜台后。姑娘是朱家大小姐朱为先，她说，父亲和家人到附近的集镇戈亭亲戚家吃喜酒了，来客不知有何贵干？冯缵圭就向她介绍面前这位青年，说他是天目山来的《民族日报》的记者，到杭嘉湖一带游击区采访，还有带给镇长的介绍信。那姑娘见这个青年眉清目秀，目光有神，透出几许聪慧和睿智，又听说他是《民族日报》的记者，显得喜出望外，对他顿时生出几分好感，马上从柜台后边那高凳上跳下，迎了出来。她曾是《民族日报》副刊的读者，当她与这位张白怀编辑见面之时，竟然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当时已近傍晚，父母不在家，朱小姐就自己接待来客，但让客人意想不到的是，晚饭竟然是稀饭。记者先生只能客随主便，将就着吃了。晚上吃稀饭是朱家的习惯，可见当时乡下人的节俭持家。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识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等朱镇长酒足饭饱吃完喜酒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像熟识的老友了。

　　晚饭后，张白怀被带到一户人家借宿，他们在煤油灯下继续谈话。记者先生带着浓重的粤语口语，而朱小姐是一口柔软的吴语，他们侃侃而谈，谈报刊上的文章，谈在天目山的人和事，谈人生，谈现实……他们谈得忘记了时间，直到朱小姐的母亲来催她回家。

　　这次邂逅，日后成就了他们之间历经磨难而又坚贞不折的爱情和婚姻。这就是著名作家张抗抗父母最初的相识。

　　其实，朱为先也不是朱春谷的亲生女儿，是朱家从附近小镇埭溪的育婴堂里抱来的。原因是，朱家媳妇，也就是后来张抗抗的外婆，连续生了两个小孩都夭折了。朱家得知有附近唐家把新生的女儿送进了埭溪育婴堂，就去抱来当女儿。朱家确实把女儿捧为掌上明珠，从小就让她读书识字，高小毕业后，先后就读湖州师范、抗战时期办在天目山的浙西一中，一个女孩子能够这样读书，在当时德清乡下是绝无仅有的。正是有这份读书的经历，朱为先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接触了新的思想和理念，逐渐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叛逆性格。

　　张白怀在洛舍小镇耽了三天。朱为先陪着张白怀参观了镇上的小学，还一同划船去采摘鲜嫩的菱角。张白怀感触良多，写下了通讯《水乡吟》，介绍游击区教育“弦歌不辍”；写下了小说《秋天的阳光》，献给心仪的朱为先小姐。虽然相遇只是短短三天，但对于朱为先来说，是生命里出现了彩虹，是她重新振作起来的催化剂。此前，她刚刚遭受过一次精神重创，男方是一位革命青年，他们计划一起到东北去打游击，但途中不幸被捕，经过营救，自己侥幸被释，但那位革命青年还是被杀害了。她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回到洛舍小镇，心里一直充满了悲哀。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失去了，梦想也破灭了。而张白怀的出现，拂去了她心头的阴霾，重新燃起生命与信念的希望之火。

　　离开德清后，张白怀就去杭嘉湖游击区其他地方采访了。后来，两人在《民族日报》社的所在地相遇，约定一起去皖南，朱为先打算到迁徙到那里的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张白怀则到《复兴日报》编副刊。但让张白怀终生遗憾的是，1945年2月，他怀着报国的热情，自动报名参加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投笔从戎，（这也成为他解放后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朱为先只得一个人背起行囊，泪眼婆娑地去了皖南屯溪。

　　或许是时间要考验这对年轻人，或许是好事多磨。1946年春，张白怀因个人志趣与军旅生活格格不入，下决心离职，回到上海，进入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一边在上海为报纸撰稿，维持生计。但纷乱的战争年代，使两个年轻人失去了联系。

　　他们的重新相遇真是具有戏剧性。抗战结束后，朱为先则随法政学院迁回上海。一天，朱为先走在上学的路上，因为可怜那个瘦弱的报童，卖了一份《大公报》，她边走边看，忽然，她在副刊版上看到一篇题为《雪之谷》的散文，标题下赫然印着时常惦念的那个人的名字。她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转身向《大公报》社方向急匆匆地赶去。从报社编辑那里，她得到了张白怀的地址。终于，在旧上海四川北路的一个亭子间里，朱为先见到了张白怀。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寻觅和等待，那个人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朱为先是多么的激动，同时又有忧伤袭上心头，如果那一天她没有买那份《大公报》，两人或许就从此擦肩而过。命运总算公允，两个有情人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相聚在了一起。

　　其实，那段分离的时间里，张白怀给朱为先写过好几封信，抗战胜利离开杭州前，还特地到洛舍寻找过她，只是朱为先一无所知罢了。原因可能是她的母亲，替女儿“收藏”了信件，把这一切都瞒过了。那个有着异乡口音的青年人来找她的事，压根没同女儿提起过。这个“德清外婆家”的外婆，由于对女儿的疼爱，使得女儿差点错过了自己的爱情。做母亲的，自然希望女儿过安定的生活，不要嫁给一个无产无业，又激情澎湃不顾身家性命的男人。后来，他们果然命途多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难。这当然也是时势造成，并非个人性格原因。在政治的大旋涡中，一个人只能被其巨大的旋转力左右，或浮于水面，或卷入水底，张白怀属于被卷入水底的那一种，幸运的是他撑住了，把气憋到了升上水面的时候。

　　1948春，张白怀与朱为先在杭州正式结婚。原本，张白怀婚后马上要去解放区，但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杭州坚持地下工作。他受聘为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并利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直到杭州解放。

　　张白怀，原籍广东，9岁时被父亲带到上海谋生。他天资聪慧，酷爱读书，舞文弄墨，“自学成材”。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的进步知识青年，1941年离开上海，到迁至浙西的《民族日报》担任记者，曾写下过许多热血文章。1946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围绕方震小学开展地下活动（张白怀后来介绍朱为先到方小当教师），后又受组织委派到《当代晚报》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日报》特派记者。由于他在国统区地下工作期间，所涉社会关系相对复杂，1952年审干期间，结论为“托派嫌疑”、“特务嫌疑”，被开除党籍，调离省报。此后，他蹲过监狱，挖湖筑堤种棉花。“免予刑事处分”后，下放劳改工厂做车床工，到果园种水蜜桃；后来成为街道临时工，做重体力活，挑煤，跑煤球车，做装卸工，还做过白铁冷作师傅。“文革”期间，受批斗，戴高帽游大街……但张白怀从来没有屈服，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历史终归会给予公正的裁决。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申诉。直到1980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平反，然后重返《浙江日报》社工作。

　　关于张抗抗父母坎坷的人生经历，她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和人生随笔《谁敢问问自己》都有所披露。《赤彤丹朱》虽是小说，我们不能等同传记来读，但故事大多取材于自己家族的历史和个人记忆，由此引发作者的思考，以文学的形式重新进行架构。

　　父母的遭遇，对张抗抗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她渐渐懂事的时候，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成了她的问题，虽然考试成绩达到了杭州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但差一点被阻拦在杭一中的大门外面，在小学老师的帮助下才勉强入学，但仍被列入“另册”，在这所干部子女云集的学校受到政治歧视。到了文革时期，母亲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原因是她在抗战时浙西一中读书时，曾经加入中共后又脱党，二是1943年的被捕，她被保释而同伴贾起被害。解放以后“审干”时认为她有“叛徒”嫌疑。可以说，张抗抗的家庭在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里，从来没有安宁过，政治的风暴让这个家庭时时处在风吹雨打的飘摇境地。但少年的张抗抗从不抱怨父母，而是从父母对生活的态度中学到了一种坚韧的人生态度。她学习勤奋，成绩优秀，赢得老师和同学的信任；从父母早年的写作爱好中接受了一些文学因子，她在小学五年级就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习作，迈出了文学创作的最初脚步。

　　现在，两位老人离休在家，都已至耄耋之年。朱为先老人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桃李满天下，她年轻时曾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2003年还受到浙江省作家协会的表彰。张白怀老人做了半辈子的新闻记者，人生的壮年是在做体力活中度过，八十多的年纪了，仍然笔耕不辍，精神矍铄，或许这也是得益于壮年时期的体力劳动，把一个书生的身体练硬朗结实了。

　　张抗抗虽然定居北京，但父母是经常的牵挂。她几乎每年都会回杭州陪伴父母，只要父母有什么病痛，她会马上飞回父母的身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10月19日，朱为先老师猝发脑溢血，抗抗心急如焚，她乘坐当晚的飞机赶回杭州，来到妈妈身边，和全家一起轮流值班，守护母亲，求医问药，一直等到母亲从昏迷中苏醒，并奇迹般康复。后来抗抗写过一篇《苏醒中的母亲》的散文，叙述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人性中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

　　近年来，我每年去探望两位老人。我记得，第一次是德清作协的姚达人老师带我去的。时间应该在朱为先老师那次重病之前。我们走进他们在浙报公寓十四层的寓所，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两位老人和蔼可亲，朱为先老师看到家乡来人，欣喜不已，给我们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张白怀老师性格开朗，侃侃而谈，言语间丝毫不减年轻时的那股锐气。他们是我心目中可敬的前辈。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本文摘自德清文联网http://www.dqwl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