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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德清外婆家
www.dqnews.com.cn 2010-11-23 德清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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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母亲

  1944年初秋。一个晴朗的下午。

  德清洛舍小镇。

  青年记者张白怀,在一个叫冯缵圭的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镇长朱春谷的家门口。张白怀和冯缵圭俩是在去洛舍的船上相识的,一看,大家好像都是文化人,交谈起来,原来冯缵圭在张白怀编辑的《民族日报》副刊“实生活”上发表过诗歌。朱家在镇上开了一家叫“朱万兴”的面店,冯缵圭就在柜台前喊镇长。镇长没有出来,只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柜台后。姑娘是朱家大小姐朱为先,她说,父亲和家人到附近的集镇戈亭亲戚家吃喜酒去了,不知来客有何贵干。冯缵圭就向她介绍面前这位青年,说他是天目山来的《民族日报》的记者,到杭嘉湖一带游击区采访,还有带给镇长的介绍信。那姑娘见这个青年眉清目秀,目光有神,透出几许聪慧和睿智,又听说他是《民族日报》的记者,显得喜出望外,对他顿时生出几分好感,马上从柜台后边那高凳上跳下,迎了出来。她曾是《民族日报》副刊的读者,当她与这位张白怀编辑见面之时,竟然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当时已近傍晚,父母不在家,朱小姐就自己接待来客,但让客人意想不到的是,晚饭竟然是稀饭。记者先生只能客随主便,将就着吃了。晚上吃稀饭是朱家的习惯,可见当时乡下人的节俭持家。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识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等朱镇长酒足饭饱吃完喜酒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像熟识的老友了。

  晚饭后,张白怀被带到一户人家借宿,他们在煤油灯下继续谈话。记者先生带着浓重的粤语口语,而朱小姐是一口柔软的吴语,他们侃侃而谈,谈报刊上的文章,谈在天目山的人和事,谈人生,谈现实……他们谈得忘记了时间,直到朱小姐的母亲来催她回家。

  这次邂逅,日后成就了他们之间历经磨难而又坚贞不折的爱情和婚姻。这就是张抗抗父母最初的相识。

  其实,朱为先也不是朱春谷的亲生女儿,是朱家从附近小镇埭溪的育婴堂里抱来的。原因是,朱家媳妇,也就是后来张抗抗的外婆,连续生了两个小孩都夭折了。朱家得知有附近唐家把新生的女儿送进了埭溪育婴堂,就去抱来当女儿。朱家确实把女儿捧为掌上明珠,从小就让她读书识字,高小毕业后,先后就读湖州师范、抗战时期办在天目山的浙西一中,一个女孩子能够这样读书,在当时德清乡下是绝无仅有的。正是有这份读书的经历,朱为先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接触了新的思想和理念,逐渐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叛逆性格。

  张白怀在洛舍小镇耽了三天。朱为先陪着张白怀参观了镇上的小学,还一同划船去采摘鲜嫩的菱角。张白怀感触良多,写下了通讯《水乡吟》,介绍游击区教育“弦歌不辍”;写下了小说《秋天的阳光》,献给心仪的朱为先小姐。虽然相遇只是短短三天,但对于朱为先来说,是生命里出现了彩虹,是她重新振作起来的催化剂。此前,她刚刚遭受过一次精神重创,男方是一位革命青年,他们计划一起到东北去打游击,但途中不幸被捕,经过营救,自己侥幸被释,但那位革命青年还是被杀害了。她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回到洛舍小镇,心里一直充满了悲哀。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失去了,梦想也破灭了。而张白怀的出现,拂去了她心头的阴霾,重新燃起生命与信念的希望之火。

  离开德清后,张白怀就去杭嘉湖游击区其他地方采访了。后来,两人在《民族日报》社的所在地相遇,约定一起去皖南,朱为先打算到迁徙到那里的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张白怀则到《复兴日报》编副刊。但让张白怀终生遗憾的是,1945年2月,他怀着报国的热情,自动报名参加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投笔从戎(这也成为他解放后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朱为先只得一个人背起行囊,泪眼婆娑地去了皖南屯溪。

  或许是时间要考验这对年轻人,或许是好事多磨。1946年春,张白怀因个人志趣与军旅生活格格不入,下决心离职,回到上海,进入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一边在上海为报纸撰稿,维持生计。但纷乱的战争年代,使两个年轻人失去了联系。

  他们的重新相遇真是具有戏剧性。抗战结束后,朱为先则随法政学院迁回上海。一天,朱为先走在上学的路上,因为可怜那个瘦弱的报童,买了一份《大公报》,她边走边看,忽然,她在副刊版上看到一篇题为《雪之谷》的散文,标题下赫然印着时常惦念的那个人的名字。她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转身向大公报社方向急匆匆地赶去。从报社编辑那里,她得到了张白怀的地址。终于,在旧上海四川北路的一个亭子间里,朱为先见到了张白怀。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寻觅和等待,那个人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朱为先是多么地激动,同时又有忧伤袭上心头,如果那一天她没有买那份《大公报》,两人或许就从此擦肩而过。命运总算公允,两个有情人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相聚在了一起。

  其实,那段分离的时间里,张白怀给朱为先写过好几封信,抗战胜利离开杭州前,还特地到洛舍寻找过她,只是朱为先一无所知罢了。原因可能是她的母亲,替女儿“收藏”了信件,把这一切都瞒过了。那个有着异乡口音的青年人来找她的事,压根没同女儿提起过。这个“德清外婆家”的外婆,由于对女儿的疼爱,使得女儿差点错过了自己的爱情。做母亲的,自然希望女儿过安定的生活,不要嫁给一个无产无业,又激情澎湃不顾身家性命的男人。后来,他们果然命途多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难。这当然也是时势造成,并非个人性格原因。在政治的大旋涡中,一个人只能被其巨大的旋转力左右,或浮于水面,或卷入水底,张白怀属于被卷入水底的那一种,幸运的是他撑住了,把气憋到了升上水面的时候。

  1948春,张白怀与朱为先在杭州正式结婚。原本,张白怀婚后马上要去解放区,但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杭州坚持地下工作。他受聘为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并利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直到杭州解放。

  张白怀,原籍广东,9岁时被父亲带到上海谋生。他天资聪慧,酷爱读书,舞文弄墨,“自学成材”。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的进步知识青年,1941年离开上海,到迁至浙西的《民族日报》担任记者,曾写下过许多热血文章。1946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围绕方震小学开展地下活动(张白怀后来介绍朱为先到方小当教师),后又受组织委派到《当代晚报》任职。建国后,任《浙江日报》特派记者。由于他在国统区地下工作期间,所涉社会关系相对复杂,1952年审干期间,结论为“托派嫌疑”、“特务嫌疑”,被开除党籍,调离省报。此后,他蹲过监狱,挖湖筑堤种棉花。“免予刑事处分”后,下放劳改工厂做车床工,到果园种水蜜桃;后来成为街道临时工,做重体力活,挑煤,跑煤球车,做装卸工,还做过白铁冷作师傅。“文革”期间,受批斗,戴高帽游大街……但张白怀从来没有屈服,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历史终归会给予公正的裁决。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申诉。直到1980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平反,然后重返浙江日报社工作。

  关于张抗抗父母坎坷的人生经历,她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和人生随笔《谁敢问问自己》都有所披露。《赤彤丹朱》虽是小说,我们不能等同传记来读,但故事大多取材于自己家族的历史和个人记忆,由此引发作者的思考,以文学的形式重新进行架构。

  父母的遭遇,对张抗抗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她渐渐懂事的时候,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成了她的问题,虽然考试成绩达到了杭州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但差一点被阻拦在杭一中的大门外面,在小学的老师帮助下才勉强入学,但仍被列入“另册”,在这所干部子女云集的学校受到政治歧视。到了文革时期,母亲又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原因是她在抗战时浙西一中读书时,曾经加入中共后又脱党,二是1943年的被捕,她被保释而同伴贾起被害。解放以后“审干”时认为她有“叛徒”嫌疑。可以说,张抗抗的家庭在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里,从来没有安宁过,政治的风暴让这个家庭时时处在风吹雨打的飘摇境地。但少年的张抗抗从不抱怨父母,而是从父母对生活的态度中学到了一种坚韧的人生态度。她学习勤奋,成绩优秀,赢得教师和同学的信任;从父母早年的写作爱好中接受了一些文学因子,她在小学五年级就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习作,迈出了文学创作的最初脚步。

  现在,两位老人离休在家,都已至耄耋之年。朱为先老人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桃李满天下,她年轻时曾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2003年还受到浙江省作家协会的表彰。张白怀老人做了半辈子的新闻记者,人生的壮年是在做体力活中度过,八十多的年纪了,仍然笔耕不辍,精神矍铄,或许这也是得益于壮年时期的体力劳动,把一个书生的身体练硬朗结实了。

  张抗抗虽然定居北京,但父母是经常的牵挂。她几乎每年都会回杭州陪伴父母,只要父母有什么病痛,她会马上飞回父母的身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10月19日,朱为先老师猝发脑溢血,抗抗心急如焚,她乘坐当晚的飞机赶回杭州,来到妈妈身边,和全家一起轮流值班,守护母亲,求医问药,一直等到母亲从昏迷中苏醒,并奇迹般康复。后来抗抗写过一篇《苏醒中的母亲》的散文,叙述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人性中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

  近年来,我每年去探望两位老人。我记得,第一次是德清作协的姚达人老师带我去的。时间应该在朱为先老师那次重病之前。我们走进他们在浙报公寓十四层的寓所,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两位老人和蔼可亲,朱为先老师看到家乡来人,欣喜不已,给我们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张白怀老师性格开朗,侃侃而谈,言语间丝毫不减年轻时的那股锐气。他们是我心目中可敬的前辈。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外婆家

  外婆是张抗抗最深的德清情结。外婆家德清洛舍,在张抗抗最初的印象里是和许多小吃联结在一起的,冒着热气的肉馅糕,香喷喷的洛舍豆腐干,咬一口会流出汁水的汤包,余香久久不散的烘青豆茶……

  外婆陈春舟,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她的父亲在湖州城里开了一家面店,这位面店老板却是前清的秀才。她进过一所教会小学读过书,从小知书达理,十八岁嫁到洛舍朱家做媳妇。这个有教养的女子,健康壮实,却是命中无子,生下一男一女,都得了七日脐风死去;由婆婆做主先后领养了一个女儿和儿子,即后来张抗抗的母亲和舅舅,但都视同己出。她一生都保持着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每一顿饭,都要自己精心制作,决不含糊;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岁月,依然衣衫整洁,头发光亮。张抗抗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里对外婆有过精彩的描述:

  印象中的外婆永远穿着深蓝或湖蓝色的衣褂,府绸面料,光滑而挺括。斜襟的搭襻用布料精心缠绕而成,一个个依次排列,像即将结茧的卧蚕。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拢,抹上头油,一根根纹丝不乱,然后扎成长长的一把,再在后脑上细心挽成一个发髻,扣上丝线发网,乌黑油亮。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照片,是她和我妈妈在上海外滩的合影,外婆在旗袍外罩一件开襟的绒衣,迎风而立;侧面的发髻像一件搭配相宜的饰物,慈祥的外婆风度而又风光。

  张抗抗描述的应该是中老年时期的外婆。据抗抗舅舅回忆,年轻的陈春舟,头上总披盖着一块蓝印花布,有点像帽子;身上围着竹裙。竹裙是用蓝粗布做的,齐腰,腰上打着密密麻麻的褶,像折叠的扇子,也像一片片竹片,所以叫竹裙。这是当地妇女劳动的装束。可见,这个读过书的女子还是该优雅的时候优雅,该劳作的时候劳作,并未因家庭地位较高而一味地小资情调。

  由于抗抗的外公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当时张抗抗还只有4岁,外公的情况大都是从母亲的讲述中获得,她对外婆家的印象几乎都与外婆连接在一起。在她的学生时代,她几乎年年寒暑假都要到洛舍待一些时日,尤其是寒假和妈妈回洛舍过年,给她的童年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过年时,外婆家里的堂屋和灶间,竹竿上挂满了火腿、咸鱼、腌肉,还有酥糖、雪饺;吃过年夜饭,外婆开始做顺风圆,一颗颗像黄豆大小,过年吃上细巧滑溜的顺风圆,一年都会顺顺当当,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初一早上,在鞭炮声中醒来,床前一定有一双大红色的灯芯绒棉鞋和一套花布新衣,那是外婆每年都要亲手做的新年礼物……

  平时,外婆每隔几个月就会坐船上杭州探望女儿女婿外甥女。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张抗抗的父母收入少,生活非常拮据,而外婆的来访,就成为重要的伙食改善。外婆的篮子里有鲜活的水乡水产品,活鱼活虾活甲鱼活螃蟹,如果是冬天,外婆还会用一只大的搪瓷杯,盛来又肥又嫩的红烧小羊肉。当然,肯定还有抗抗喜爱的风味小吃,风干老菱、糯米糕和烘青豆。

  当历史渐渐进入了“文革”时期的时候,张抗抗也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学生了。1968年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让许多青年学子热血沸腾。张抗抗想到北大荒去,在“学生本人志愿”调查表上,她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边疆”。只是由于父母的历史问题,出身不好,她没有成为第一批去边疆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1969年春节后,她在外婆的安排下,来到德清县洛舍人民公社陆家湾大队下乡插队。陆家湾是当时德清有名的先进大队、富裕大队,县里的知青都希望下放到那里,名额紧俏,张抗抗和她的同学能够被陆家湾顺利接受着实不易。当然还是外婆的功劳,是她要干儿子阿庆去找大队书记陆呆大的母亲,母亲让陆书记收,他不敢不收。张抗抗还带去了杭州一中的同学燕君和李梅,和她一同插队。

  在陆家湾,大队安排这三个杭州女生,住在一间堆柴火的仓库楼上,楼下有灶台可以烧饭。刚过了春节不久,田里地上没有多少活,知青就和妇女们一起在晒场上削坟砖,就是把砖头上的泥巴石灰清除掉,那些坟砖是“文革”时期“移风易俗”平掉的坟地上拾回来的。削好的坟砖可以用来修建农业水利设施。这是轻便的农活,还可以边劳动边聊天,女人们讲起“田坂野话”肆无忌惮,荤素齐全,让几个城里知青有点不好意思。农村青年也乐意和知青开玩笑,有一回从镇上搭船回乡下,抗抗她们错上了邻村的船,邻村的社员就朝她们说,嫁过来给我们做媳妇吧,可以在家歇着享福,不用再下地辛苦流汗了。弄得她们又恼又羞,上了岸赶紧落荒而逃。

  当时陆家湾的大队书记陆呆大,张抗抗对其印象深刻,评价颇高,他的身上没有 “文革”干部常有的“左”的气味。当时,他很少组织知青和社员政治学习,她曾经认为他思想觉悟不高。后来回忆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种极左的革命形势下,陆书记能够专心做一个促生产的实干家,带领农民集体致富,她发现陆呆大书记非常了不起。为此,她写过一篇《再教育之门》的散文。文中记录了她们之间的两次对话。一次是关于陆书记参观了山西大寨:

  有一天晚上收工后,我去他家看望他娘,他正好在家,我就问他关于大寨的事情。他板着脸说:“那有什么好讲的嘛,我不识字,看不懂的。”然后埋头抽烟,不理我。我说:“什么叫做七梁八沟啊?真要学大寨,我们这平原上怎么造梯田呢?”

  他的脸有些阴沉,他娘看了他一眼,嘀咕说:“一个大寨,有啥讲不得呀!”

  娘发了话,他咳了一声,总算开了口。他说的时候,有些难为情的样子,好像很为自己去过那样的地方感到丢脸。他说那个大寨你想也想不出来,人住在洞里,都蹲在洞口吃饭。那不是饭,是苞谷粉糊,碗里要倒醋,三根咸菜,呼噜噜地吃进去,转个背就饿了;那个地方出了门没有一块平地,不治坡,苞谷吃不上……不过也不白去,总算倒过北方了,半个中国走过,才晓得我们江南才真正的是鱼米之乡……

  陆书记的话,让最初的大寨以问号的形式进入张抗抗的记忆。还有一次谈话,是陆书记要她体谅长辈,自食其力。当时,外婆隔几天就会从洛舍镇上坐着小船,到陆家湾大队的知青住处,给抗抗送些熟菜,一大钵蛋烧肉,或是红烧蟮段,蒸咸鱼……陆书记知道后,郑重其事地对张抗抗说:“把你自留地里的菜好好种一种啊,不要让你外婆那么辛苦,三天两头地给你送菜来……”

  但是,陆家湾的平静和富足,对年轻的张抗抗并没有吸引力,反而感到单调沉闷。那时,她的心里澎湃着青春的激情,渴望参与到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中去,觉得安逸的生活只会消磨革命者的意志。就在这年5月,北大荒农场急需大批知识青年,正到浙江招兵买马,政治条件也放宽,只要报名就能获得批准。张抗抗得知消息,心头又激起青春的热血,决定北上。在那个月光布满江南河岸,田野飘散桑叶清香的夜晚,她悄悄地离开陆家湾,离开外婆家,一个人步行近二十里地,赶到德清县城城关镇(现乾元镇),来不及同外婆道明缘由,天亮时就坐上了去杭州的头班汽车,义无返顾地报名去了祖国最艰苦、最遥远的北大荒。

  在遥远的北国,坎坷的人生让张抗抗更加懂得对亲情和乡情的珍惜。在洛舍的插队生活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但外婆家的一切成了她北国梦里富有诗意的意象。那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那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临水架柱的老屋以及带有窄窄廊棚的“南海”小街,还有各色让人嘴馋的小吃……这些,都成了今生美好的回忆和记挂。

  外婆过世后,她去洛舍,多半是为了给外婆扫墓。2004年秋天和2006年春天,她曾两次到德清洛舍砂村外婆的墓地拜谒。外婆在她的心里,外婆的身影、外婆家的景象都走进了她的梦里心里文字里,融入到了她的生命中。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中,她说:

  许多年中,我漂泊四方,浪迹天涯,但无论在何处,我都会梦见外婆。外婆从不说话,外婆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像一只无声的舢板,从我的脑海里轻轻划过,消失在海的深处。醒来后我长久地回想梦中的情形,总是怅然……

  同样,洛舍小镇是那样美丽和安详:

  洛舍镇坐落在杭嘉湖平原中部,……这一带湖港河渠贯通四方,织成密密的水网,雨淫则尽收,水满则不溢,年年风调雨顺,蚕桑菱藕稻米鱼虾应有尽有,是个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小街上翘角飞檐的木质楼房,高一座低一座,浮在水上、托在桥上,别有万种风情。曲曲弯弯的河港是路,带篷的大木船和尖尖的小木船便可安步当车……

  从镇东到镇西,一条青石板小街横贯而过,天未亮,便有担水的男人,从河埠舀起满满的水桶,一路漾着水迹拐入白墙黑瓦的深巷,石板路终年湿漉漉很是滋润。街南的店铺,一家家凌空架在河上,从窗口甩下红木小桶,水就进了锅灶,河上弥漫着松柴喷香的烟味……

  优雅的诗意或许只属于逝去的岁月。张抗抗笔下的洛舍小镇是当年江南水乡的一个缩影和记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样的景象离我们越来越远。

  长篇小说处女作《分界线》

  1969年5月,张抗抗悄悄离开已经插队的德清县洛舍陆家湾,勇敢决绝地踏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黑土地上的耕耘。对于这次青春的冲动,她的解释是,“也许是为了文学,也许是为了革命,也许是为了爱情,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反正我一定要到远方去,去开拓自己的未来。”那一年,她19岁。

  北大荒并不是像张抗抗预想的那样开满鲜花,而是集体生活的约束,人情的冷暖,文化生活的贫乏。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活的女生,面对的是北方的寒冷与艰辛的劳作:在望不到边际的原野上,为大豆和玉米垄沟铲地,经历无数的日晒雨淋;在砖瓦厂,当一名晾瓦工,每天八小时要下蹲上伸几百次,以最快的速度把一张张瓦板准确地安放稳当;代理邮递员,碰到天下雨,就得骑八里泥泞不堪的路,到邮局收发邮件,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掉入大水渠,遭受“灭顶之灾”,差点“牺牲”;在小兴安岭伐木场,挥舞着小斧埋头苦干,满头大汗,也不能休息,否则湿透的衣衫被严冬的寒风一吹,就会像一块冷铁……但她从不为艰难的生活折服,时常苦中作乐,她会为一棵纯白如雪的白桦树感动,喜极而泣;她会在采摘一根根黄瓜一个个西红柿的时候,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她会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读自己喜爱的书籍,写自己喜爱的文字……正是她那种达观、顽强的人生态度,使她在苦难中感悟生活,最后引领她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北大荒为张抗抗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养分。从砖瓦厂一间破屋的角落,她捡来一张小桌子,虽桌面粗糙,桌脚是几根木棍,摇摇晃晃,但她在桌面铺上珍藏多年的鲁迅像,再蒙上一块透明的塑料布。这是她在农场的第一张书桌。在这张书桌上,她写出了第一篇小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她写出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发表在《文汇报》上。这些成功,把张抗抗的文学梦描绘得一点点清晰起来。

  1974年4月,她从北大荒农场请假回杭州就医,甲状腺结节手术治疗出院后,一部在她内心酝酿了长久的长篇小说构思成熟,呼之欲出。她延长了假期,铺开稿纸,在杭州家中开始了艰难的稿格跋涉。但她的创作条件太差了,家里房子小,没有单独的房间,来了客人还得转移到邻居家去,又加上那年杭州的夏天炎热异常,写作进展很慢。8月,好友李梅回杭州,同学相聚,互述近况,当她看到抗抗写作长篇小说的艰难现状,就说德清新市那里要凉快和安静得多,邀请抗抗到那边去写作。李梅是张抗抗在杭州一中的同班同学,1969年同到德清洛舍陆家湾插队,但不久后,张抗抗踏上了北大荒之路,彼此惜别。两年后,李梅也得以抽调到新市当了工人。张抗抗欣然接受了李梅的诚意邀请,在新市的整个夏季,张抗抗得到了李梅细致而真诚的照料,写作推进顺畅,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一口气写完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连她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来朝思暮想的巨大构想成了眼前厚厚的一沓稿子。

  但在《谁敢问问自己》一书中,张抗抗对新市的生活着墨不多。看得出来,在新市的那段时间里,她完全沉醉于长篇小说的尝试,心无旁骛,除了写作,似乎对环境和身边的事物都没有多少兴趣。可是,我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却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深入了解的渴望,我立即兴冲冲给张抗抗老师写信,希望直接从她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她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简略回忆并回答了我的问题,并建议我再去找她的同学李梅做些补充。

  李梅对当时的生活还记忆犹新。她曾是新市五金电机厂工人。抗抗来到新市,因厂里宿舍太小,李梅就向传达室门卫丁大妈借了一间房,供抗抗写作和生活。房间位于新市西河口附近的老房子楼上,与南栅轮船码头不远。这所老房子旁边有庭院,院中有水井,周遍风光恬静,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精致古朴的小桥,四通八达的流水,悠长宁静的弄堂,粉墙黛瓦的人家。房子好像是从前大户人家传下来的,有高高的封火墙、威武的马头墙。借居的楼上房子足有十五六平方大,很阴凉,是一个适宜写作的环境。李梅说,抗抗非常用功,整个上午她孤零零地在这间老屋里,单枪匹马地顽强写作,中午,到新市电影院附近的陆家食堂用餐;下午,继续奋战。李梅下班或者是休息日,两个人就聚在一起,常常自己动手,做些可口的饭菜。傍晚,她们就一同乘凉聊天。李梅还特别提到丁大妈,她的境遇并不好,寡居,只领养了一个女儿,但人挺好,仗义,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张抗抗2007年给我的邮件中,我听到了她关于水乡新市的美好回想曲:

  振华:

  新市的生活已经很遥远。

  记得住在一个老式的旧房子里,可能是工厂的宿舍。从窗子可以看到老镇上别人家的黑色瓦顶。房间还比较大,地板一走会响……房子离河很近,所以我经常到河埠头去洗衣服洗菜什么的,是一种非常宁静的标准小镇生活。在新市我整天写作,基本不出去,所以也不认识什么人,也没去过什么地方。印象中,70年代的新市,还保留着江南水乡老镇的一些风貌。李梅每天回来就给我讲厂里的事情。她经常说起一位看守工厂传达室的老婆婆的故事,(门房)好像是姓丁,丁大妈守门,尽心尽力,不让任何人把工厂的公家的东西带出厂外去。常常要同人家吵架的。李梅很敬重丁大妈(师傅?),我还曾经想以丁大妈的素材,写一个小小说,题目都想好了,叫做《门》。但终究因为我自己不熟悉“门”方面的事情,最后也没有写成。

  我在那里写完了初稿,就欣喜万分地回杭州去了。

  所以,李梅在我最初的写作道路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她当时并不是因为预见到我将来会怎样怎样,也不一定相信我真的是能够写成功的。我觉得她主要是因为看不到我在北大荒有什么前途可言,很想帮助我;而当时我在杭州写作挺艰难,天气那么热,房子也小,有点“罪过”,又挺同情我的。李梅是一个重情而善良的人,她对我抱着一份毫无功利之心、实在、朴实的友谊和感情。对此我一直感念在心。

  我知道那段时间张抗抗在写作新的长篇,忙得无暇他顾。但她还是忙中抽身,了却了我心中的期盼。她的回忆与李梅的叙述基本相符,但可以看出来,三十多年前,那个迷恋并沉浸于写作的女人,对实现梦想的狂热,远远超过了对新市的热情。在小说《分界线》中,张抗抗塑造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耿常炯的形象,表现耿常炯和他的战友们如何扎根北大荒,如何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贡献。但知识青年中也在发生分化,人人面临着新的选择,是去还是留在北大荒?同时,国营农场的发展困难重重,许多的矛盾纠葛在一起。小说经过几番修改后,于1975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分界线》是张抗抗的小说“练笔”。它明显带有那个时代“左”的政治烙印,人物理想化,突出高大全。她后来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评,《分界线》严格意义上不是文学,而是某种政治概念的诠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传声筒。但当时,她真诚赞美了那一群脚踏实地、建设边疆的青年,文笔生动流畅,故事富于生活气息,以至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一位研究“文革文学”的汉学家,认为《分界线》是文革时期较好的小说之一。《分界线》甚至影响作家阎连科走上了创作之路,以至他始终认定《分界线》改变了他的命运,是“一部异常伟大和不朽的著作”。

  北大荒的生活为张抗抗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她却在江南小镇新市,用这些素材构造出了长篇处女作。多年后,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原来她与“德清外婆家”真是有那么多、那么长、扯不断的故乡之缘。

  此后,她一发而不可收。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新时期”以来,她创作了《夏》、《淡淡的晨雾》、《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有影响的作品……她从不懈怠,一直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台。

  游子文化

  张抗抗怀念外婆,也深爱外婆生活过的这片土地。近年来,她为德清写了《防风神茶》、《下渚湖湿地探幽》、《清溪德音》等文章,颂扬德清文化。然而,我们从张抗抗在德清“游子文化”品牌的打造上,所倾注的全部心血与真情回报,才会知道她对于“德清外婆家”的爱有多深。

  唐代诗人的著名诗篇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作者孟郊,曾在江苏溧阳为官。该诗是他返回祖籍武康(1958年武康县并入德清县)接母亲同赴溧阳时有感而作。2003年,德清县委、县政府,为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德清地域知名度和美誉度,决定举办以“孟郊”命名的游子文化活动,交给县委宣传部与县文联承办。2003年10月8日,我去杭州参加浙江作家节。第二天,在杨公堤花圃“无我茶会”上邂逅张抗抗老师。她也是南下来杭州参加作家节的。与她的交谈中,我就说起那项以诗人“孟郊”命名的文学征文活动,一切正在酝酿中,希望她能够出任评委。听到德清要举办活动,并且是文学活动,她当即表示支持,还盛情地约我10日晚到她杭州家里详谈。

  其实,张抗抗常年定居在北京,杭州的家是她父母的居所。在那里,我有幸再次见到了张白怀、朱为先两位老人,还遇见了张抗抗的妹妹、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我与张抗抗老师探讨了征文活动评委人选,也探讨了征文的主题、体裁、范围以及合作媒体的选择意向。对于德清提出的征文主题“慈母心、游子情”,张抗抗非常赞同,她建议征文体裁定为散文,把征文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华人,并且要借助报纸和网络双重的传播力量,希望能够得到国内最强大的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合作和支持。

  我把张抗抗的建议带回德清,德清的相关领导充分肯定。随后,首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的筹备工作在北京和德清两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张抗抗在北京落实了邀约的评委,聘请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为评委会主任,她和黄亚洲老师为副主任,同时确立了与新浪网的合作意向。她还为大赛专门写了《今日游子,面对父母可有感恩之心?》一文,作为征文的发刊词,在新浪网刊登,大有领军呼唤之意,希望更多的网友关注和参与。并且,通过朋友把大赛的启事转发给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媒体,使大赛的受众面更广,关注和参与的人更多。为办好征文,张抗抗真可谓不遗余力。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她的生命是文学作品,而新作品的诞生,需要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也需要时间和精力。作为一个作家,她参与策划这项重大活动,牺牲了许多宝贵的写作时间。

  在德清游子文化的重要活动中,我们每次都可以见到张抗抗的身影。2004年1月的新浪网聊天节目,她与网友交流了一个“游女”的思乡情怀,也宣传了首届“孟郊奖”征文。同年7月的首届中华游子文化节“孟郊奖”征文的颁奖晚会上,她风采照人,让人感受了江南清丽与北国豪迈交融的女性气质;在游子文化论坛上,她智慧闪烁,再次呼唤现代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真诚、亲情、关怀、尊重和悲悯意识。2005年10月,CCTV4套的“让世界了解你”关于游子文化的专题访谈,张抗抗捧给观众的还是一颗游子寸草心。这年岁末,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又让她操透了心。为扩大“孟郊奖”的影响,她既打电话,又亲自给国内和海外的媒体发出一封封的电子邮件,几乎遍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国家。2006年4月,在第二届中华游子文化节论坛上,张抗抗和余光中、余秋雨两位先生共论游子文化,畅谈对他乡与故乡的人生感悟和思考。

  德清的游子文化活动,尤其是两届中华游子文化节的举办,既传播了游子文化,又推介了德清,有力地提升了德清的知名度。在这些活动中,张抗抗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一名重要的策划人。首届中华游子文化节举办前夕,游子文化论坛的主题和嘉宾人选的确定,文化节组委会都派人与张抗抗商讨,其中论坛重要嘉宾韩美林、冯骥才、张颐武等都由她出面邀请,只是冯骥才先生后来因工作原因未能前来,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第二届游子文化节筹划期间,她和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一起探讨论坛的主题,最后确定为“故乡与他乡”。而论坛的嘉宾,著名诗人余光中、文化学者余秋雨的邀请,还是得力于她的交情,由她先出面联系到本人,确认他们二位能有时间和兴趣前往德清,然后再由文化活动组委会出面具体联络和邀请。为了德清游子文化,张抗抗耗费了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穿针引线,做了许多繁琐细致的事务性工作,并且做得精密有序、颇具成效,又无怨无悔。这些,除了我这个“当事人”之外,恐怕很少有人能体会其中的辛苦。她为德清外婆家的事,求助于许多朋友,为此欠下很多债,文债,人情债,应酬债,活动债……这些都需要她自己慢慢地去“偿还”。

  在第二届游子文化论坛上,她说:“他乡对我们来说更多是付出,而故乡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回报……他乡和故乡,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安放无限的心灵。”尽管她的祖籍在广东,出生在杭州,在北大荒度过了最青春的岁月,现在又定居在北京,但在她的心目中,德清外婆家已经是故乡的一部分,是让心灵漫游与休憩的宁静花园。也许,在她的心灵深处,还藏有一份隐秘的歉意,为自己在19岁那年毅然离开了外婆去往“他乡”,她愿意多多地“回报”德清,作为情感的一种补偿。

  张抗抗不止一次说起,德清这片丰饶的土地,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蓬勃的现代气息,不断进取,走向富裕与和谐。这里,有德清人洒下的心血和闪烁的智慧,更可以洞见德清人干事的风貌,踏实,创新,锲而不舍。这,让张抗抗油然而生感动和敬意。为这片土地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与富有朝气的德清人相处共事,她感到是一种快乐。

  多年前,我曾编辑德清文联会刊《吴越风》,张抗抗老师给刊物撰文《德清外婆家》。文中最后一句话说:“没有外婆的德清,它仍然是、永远是我的外婆家。” 外婆在亲人与亲情中,是最为温暖和安全的怀抱。她是歌谣里的澎湖湾,是摇过小船的石拱桥,是从童年流来的清澈的小河……外婆既是张抗抗生命最初的德清结,而由于德清的“游子文化”,她与德清结下了更深的不解之缘。

  德清史志办在2008年刚刚编撰完成新的《德清县志》(续),邀请张抗抗作序。其中,她这样写道:

  “谦和的德清,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之乡。

  温和的德清,是一所文化积淀深厚之城。

  祥和的德清,是一片生态和谐、以人为本、安居乐业的福地。

  ……

  在我幼年时期的印象中,德清人友好善良、温雅质朴、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然而,面对如今这个焕然一新的新德清,我看到了德清人文化性格的底蕴中,潜藏着一种隐忍坚韧、开拓进取的顽强精神。”

  从张抗抗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她对德清和德清人的由衷赞美,也看到了她对德清的深挚感情。德清是她永远的外婆家。能不爱德清?
作者: 杨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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